樊秀娣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24年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一如既往地颁给了基础研究中的重大创新和突破性成果。今年诺奖得主的科学经历异彩纷呈，有的来自教育科研机构，有的来自科技公司；有的从文科转到理科，有的则在几个学科间“跳来跳去”，还有的学术研究断断续续，其间开公司、开发项目，等等。但不管怎么“折腾”，他们都朝着科学发现和发明的方向努力，最终斩获诺奖。

从本次诺奖成果的多形态情况看，诺奖评委对科学事物的认识与时俱进，具有相当的广阔性和包容度，但他们坚守基础理论原始创新的内核没有变。可以说，当下人工智能致使传统科学研究框架不断被突破，以及研究效率直线上升的形势，使得对优秀基础研究人才的学术履历要求越发“捉摸不定”，追求兴趣、自由探索的纯粹科研获得顶尖科学成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反观我国基础研究的管理方式，“竞争性项目”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今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此处的“竞争性项目”管理方式，主要是指科研管理部门和基层科研人员以招、投标项目形式开展科研工作，只有竞标成功的科研人员能获得立项、科研经费和人才“帽子”等奖励。其实，立项者除了得到这些直接奖励外，还能得到这些奖励带来的其他隐性、间接收益。以竞争项目方式组织科研，会导致强目标、强计划和强效果等要求“绑架”科研工作。这种违背规律的做法会使科研目的变得功利，不再纯粹。

整体来说，基础研究的目的是扩充人类的知识体系，促进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相比工程技术研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目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注重规律的挖掘和理论体系的构建。

基础研究不适合“竞争性项目”管理方式的特性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基础研究目标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而竞争性项目强调明确目标。基础研究的对象往往不是某个具体问题，而是总体方向，它们大多需要通过进一步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才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所以，它们有目的性，但又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

第二，基础研究过程往往具有不可控性，而竞争性项目强调阶段性计划。基础研究探索未知世界，在信息、时间和空间上相对更为广阔。基础研究除了采取逻辑推理等各种可控的研究方法外，也存在顿悟、试错等不可控和偶发情况，因此难以在研究前期就完整描述出计划和步骤。

第三，基础研究成果往往具有普适性，而竞争性项目则强调针对性和明确效果。基础理论研究力求发现真理，揭示事物运行变化规律，本质上是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工具支持。因此，基础研究成果大多覆盖面广泛，需要后期的开发和转化。如计算机算法可以应用于多种人工智能技术，难以在科研项目申报时就指出其特定作用。

正因为有上述特点，在基础研究中采用“竞争性项目”的管理方式存在一系列弊端。

首先，基础研究项目申报中出现“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科研人员为了提高项目申报的命中率，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选题往“高大上”方向靠，新名词、新概念、新理论一大堆。但事实上，基础研究探索的是未知世界，哪来那么多确定性结论？太多的“花里胡哨”只会干扰研究。但是，按现行的项目申报和评审制度，不吹得“天花乱坠”又很难得到项目。眼下，各种项目申报辅导班、申报书“润色”业务供不应求，也从侧面说明不少项目申报竞争中，“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的确存在。

其次，基础研究管理中出现把中标项目等同于科研成果的问题。不得不说，无论高校等教育科研机构还是上级主管部门，乃至社会机构，大多把纵向竞争性科研项目当作科研成果对待，这使得相关项目的数量成为评判机构或个体科研能力水平的决定性标准。在这种错误导向下，科研人员势必会把大量心思花在申报各种重要的纵向竞争性科研项目上。在立项的研究项目中，不乏研究构想缺乏逻辑或项目负责人难以胜任而没有很好实施者，但相关人员又忙不迭地申报下一个课题，甚至为经费该如何花完而烦恼。在人类知识体系已相当完善和严密的今天，科研人员要想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没有全心投入难以想象。

最后，基础研究项目结题评审中出现“走过场”的问题。客观地讲，当前对基础研究的项目验收大多停留在以论文数、SCI相关指标等可量化数据为主的评价标准上。这些指标并不能全面、客观反映成果的真实水平和实际贡献。当然，国家大项目结题的同行评审程序也会有，只是评审专家大多不是“小同行”。缺少“小同行”的基础研究项目评审很难保证科学性，更难以做到对项目成果的深度理解和推广，这也是大多数纵向基础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的重要原因。

从根本上讲，基础研究成果效果显现需要时间。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和遵循基础研究规律，采取科研立项与结项合并模式，完善科研成果的同行评议制度。鼓励科研人员沉下心来，认准方向，百折不挠，直至最后拿出重大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