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一个晴朗的下午，余刚匆忙赶到中国工程院，他负责的战略研究与咨询重点项目“面向美丽中国的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战略研究”前不久刚立项，这天正要召开项目工作组推进会。

这让余刚倍感欣慰，从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研究30多年来，他见证着这一领域从寥寥数人到发展壮大、从不受重视到纳入国家战略。

于他本人而言，从20岁出头就坚定选择这一领域，早年间“比较孤独”，后来一路伴随着我国POPs履约事业逐渐走上国际舞台，在58岁时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引领整个领域向纵深发展，这是个把“冷板凳”坐“热”的过程。

“我的热情和动力一方面来自研究兴趣，另一方面在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重要性、它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构成的风险，我从没想过换方向，相信它一定能够为人熟知、受到重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余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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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刚参加第17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

人生的转折点

2004年，对中国的环境化学界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年的11月11日，中国于3年前签署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正式生效。该公约作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POPs危害的全球行动，有124个成员国，中国是其中之一。

而对余刚来说，这段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POPs公约的签署和生效，将这位已在有机污染物控制领域研究十余年的学者一下子拉上了国际舞台。

2005年5月，POPs公约第一次缔约国大会在乌拉圭召开，余刚作为技术专家成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

大会现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提出建议，估算发展中国家为解决首批POPs问题所需资金。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

“中国代表团团长话音刚落，就遭到了欧盟代表团的坚决反对，随即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反对，最后只能休会。”余刚回忆。

“从科学的角度讲，中国代表团的提议是很自然的事情。发达国家综合实力领先，在发展过程中给地球环境带来了众多POPs，要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问题，估算所需资金是第一步。”而现场的情况对余刚触动极大，“我更加深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涉及国际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余刚当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POPs公约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专家组联合主席，另一位联合主席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

这一国际专家组，以已有的研究实践为基础，结合10多类二噁英排放源的特征，全过程分析源头替代、过程减排、末端控制的技术经济性，编制的技术导则在第三次缔约国大会获得通过，成为指导全球二噁英减排最重要的技术文件。

后来，余刚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迄今举办的11次POPs公约缔约国大会。正是这样的经历，余刚及其团队研究制定战略行动计划时，考虑问题会更加全面，“如POPs之一的全氟辛基磺酸（PFOS）及其盐类，其主要用途是电镀、消防、农药、石油开采四大行业，它在科学上有害，但各行业能停止使用吗？当我们没有替代品或替代技术，一旦禁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受影响。”

“进行科学研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科技支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综合考虑。”余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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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刚在广东调研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的新污染物问题。

独有的快乐

走上国际舞台的余刚也同时意识到，“具备国际视野的中国环境治理人才太少了”，一个直接的影响是，中国在国际组织及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缺乏。

“这种局面需要改变”，余刚对自己说。

2001年，也是中国签署POPs公约这年，作为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的他，就联合学校化学系、化工系、法学院等单位，共同建立了清华大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研究中心，该中心以POPs环境风险评价、污染源减排、废物安全处置和履约决策支持等为重点研究方向，多学科交叉地开展前沿性基础研究、前瞻性高技术开发和战略性决策咨询。

与前沿研究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人才培养问题。“我们通过制定全新的培养方案，开设了全球环境国际班，每年招收15名左右的本科生，以复合型、国际化、实践式为导向，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综合掌握环境、政治、法律、经济等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深造后希望他们能够胜任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跨国企业等的要求，并在将来成为全球环境领域的骨干。”余刚说。

前不久，一位在生态环境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的学生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国外进行塑料公约的谈判，这让余刚很高兴，“感到非常自豪，这是我们作为老师独有的快乐。”

“阳春白雪”的研究

什么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这是多年来余刚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像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这些常规污染物，看得见、听得见，但POPs肉眼看不到，它是指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蓄积性、远距离环境迁移的潜力，并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有机污染物。”余刚说。

余刚用“阳春白雪”来形容自己的研究，“大家会觉得，那些常规污染物都没有完全解决，更何况这种浓度更低的污染物呢？同时，其研究条件要求较高，需要更加先进的检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设备。因此，早年间从事POPs研究的人非常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才逐渐多了起来。”

与那些直接致死的污染物不同，POPs在人体内的累积更隐秘、周期更长，危害到人体内分泌、免疫、神经、生殖等系统。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大面积使用“橙剂”，其中含有的二噁英给越南的水源和土壤带来了难以消除的污染，约有480万越南人患上癌症等各类疾病，数十万儿童先天畸形或存在生理缺陷。

“简言之，它不立刻要人的命，让人活着，但也不让人好好活。”余刚说。

目前，绝大部分新污染物在全球尺度和全国尺度的污染状态还不清楚，不同类别新污染物的排放源和排放清单、在环境介质和生物体内的存在形态和浓度水平、源汇关系等，都亟待系统全面研究。

在发达国家，POPs问题同样严峻，余刚表示，“有些发达国家行动得早，但仍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未来我国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果我们的研究、政策、治理等能迎头赶上，或许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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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刚在实验室工作。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30年的坚持

如今，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重要性，近年来党和国家部署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治理也吸引了大批教授学者和青年学生。而早在30多年前，却是截然不同的场景。

1989年，余刚硕士毕业，打算到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当时，环境科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全国能招收环境化学博士生的高校或研究所屈指可数，导师不超过10个人。

选择投身“冷门”专业，余刚有自己的坚持：“从硕士起，我就开始接触有机污染物的研究，了解到一些欧盟国家对有机污染物非常重视，我相信这在未来一定会非常重要。”

正是这种坚定，敦促余刚更加勤奋努力，他几乎每晚做实验都做到熄灯时分，回到宿舍，脑子也忍不住继续思考问题，第二天一早，又冲到实验室继续做，总希望快点、再快点把问题解决。这给他打下了良好的科研基础，也帮助他在博士毕业后成为了清华大学人才引进计划的合适人选。

1992年进入清华大学，余刚只花了6年时间便从讲师升任教授，2006年担任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2011年成为环境学院首任院长。

2022年，余刚已经57岁了，他作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离开从教30年的清华大学，加入北京师范大学、担任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

“在清华工作的30年，我亲历、参加和见证着环境学科一步步的发展壮大，这里可以说是我的‘舒适圈’，可以‘躺平’。但我还想突破一下自己，希望在生态环境学科前沿方向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北师大恰巧有这样的机会，能和集体一起开垦一片新土地是很令人兴奋的。”余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