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随着2024年春季学期进入尾声，一批年轻学子即将结束自己的求学生涯，进入科研岗位。同时，有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年轻学子会在不久后开启自己的研究生学业。在此过程中，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更适合哪些科研领域、选择何种科研课题，最终能否形成、又会形成怎样的科研风格？

“这些都与学者在学习科研过程中形成的学术品味有直接关系。”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朱邦芬表示。

多年来，朱邦芬一直在提倡学者应形成自己的品味和风格。而早在40多年前，诺贝尔奖得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就曾写到，在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品味加之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其风格，风格又会反向决定其贡献。

杨振宁曾坦言，在西南联大7年的学习时光中，对自己最重要的影响是他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自己的“taste”。此处的“taste”，最接近的解释便是——学术品味。

何为学术品味？它对于一个人的学术成长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为何朱邦芬在受访时直言，目前我们依然缺乏有利于学者培养科研品味的环境？

某些品味更易对某类问题“产生共振”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学术品味的含义？

朱邦芬：就像音乐家有不同风格一样，科学家也有各种风格。虽然风格各异的科学家都可作出杰出贡献，但具有某种品味和风格的科学家更容易对某些问题产生特殊兴趣，更容易产生共振，从而为提出它、解决它创造前提。这种对于某种风格或某类问题的兴趣、偏好，便可以理解为一种在学术上的“品味”，即英文中的“taste”。

事实上，对于将“taste”翻译为“品味”，杨振宁先生并不认为十分贴切，他曾将其译为“爱憎”，但依然不甚满意，似乎这两个词都仅可表述“taste”的某一侧面——既有一定的感情偏好，又涉及学者的某些“口味”。

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做出创造性成果的研究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往往与他人不同，思考问题往往想人之所未想，解决难题往往有“独门绝技”。研究者的风格和品味越与众不同，越可能产生独特的创造性成果。因此，要培养杰出的创造性人才，首先要让这些人有自己的品味和风格。

《中国科学报》：在很多人看来，科学是客观的，但“品味”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为何对客观事物的科学研究要和研究音乐、文学一样，带有主观色彩？

朱邦芬：诚然，物理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科学，但物质世界具有结构，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以及对这些结构某些特点的爱憎，正是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品味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重要。

大自然非常复杂，结构多样且呈现多面性。研究者从哪个侧面着眼，对哪些东西产生共振，这就牵扯到主观因素。“敏感”或“熟视无睹”既与研究者的品味有关，又影响其最终的学术走向。

事实上，一个人的品味和风格越与众不同，越容易形成学术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如果你能在别人熟视无睹或不以为然的研究领域独具慧眼，察觉出其背后隐藏的价值，就更容易提出有洞察力的深刻问题，并捷足先登。

独特的学术品味和风格不仅在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上十分关键，还能在解决问题时提供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法，并在将问题进一步扩大时引出全新的发展方向。

教育趋同化亟待纠正

《中国科学报》：要培养学生的学术品味，高校应该做哪些工作？

朱邦芬：在这方面，我们的学生有些先天不足——他们自小就在一个模式和标准答案下接受培养，缺少“胡思乱想”的空间，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一样，并有很强的从众心理。这对于完成某些大工程或大项目也许无甚大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利，但该模式下培养的研究工作者缺乏自由之思想，缺少对自己独立之精神的目标追求和反潮流的勇气，很难做出颠覆性的科技创新。

在我看来，目前教育系统首先要解决“趋同化”问题，即急功近利和高度“内卷”带来的学生学习目标、路径以及评估标准的趋同化。

“内卷”会使学习效率降低。其典型表现便是高中生为提升高考成绩，用高三一年的时间反复“刷题”，不但收获甚微，还带来思维固化的副作用。

在这方面，大学和中学要联手建立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行行出状元”的人才培养理念——不是所有中学生的目标都是要上清华、北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只有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理念才有助于学生不拘一格成才，养成符合自身特质的学术品味。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培养学术品味来说，大学着手已经有些晚了。个性化培养应从娃娃开始，当前的大学教育只能做一些补救工作。

比如，清华大学于2023年启动物理人才培养攀登计划时，我们在教学计划中特别增加了两门通识类课程——“批判性思维”和“世界文明史”，其目的不在于让学生多学一些知识，而是引导学生站得更高，胸怀更宽广，思考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事、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在一个人形成学术品味和风格的过程中，一流科学大师的无形熏陶和引领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比有一句名言：“我那代人（指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美国物理学家）主要是去德国留学，不仅学习学科知识，还体验学术品味、风格、品质和传统。如同我们欣赏歌剧，除了知悉歌词，还要欣赏音乐。”

对于如杨振宁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其几句点拨往往可能改变一名学生的学术选择和学术品味。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高校少有这样的大家。

我们该如何克服由于缺少一流大师而影响学生学术品味的困难？

我曾请教杨先生，他在西南联大的7年时间中，并未接触世界顶尖物理大师，为何能在此期间形成自己对物理学的taste？杨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大量阅读了爱因斯坦、费米、狄拉克这三位物理学大师的文章，体会他们思维的过程，研究他们为何以及怎样提出文章所研究的问题，又怎样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揣摩、体会大师的学术志趣。后来，他在美国亲身接触这3位大师时，发现他们的风格跟自己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所想象的差不多。杨先生的这段经历也许对我们今天培养一流人才有所启示。

《中国科学报》：除了高校需要做的工作，目前我们的科研软环境是否适合科研品味的培养？

朱邦芬：长期以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师有一个共识——真正的一流创新人才不是在课上教出来的，关键要营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成长的广义“环境”，让好苗子有较高概率成才。好的环境除了适当的硬件资源外，主要是“软环境”，包括优秀学生荟萃且产生“相互作用”、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风、一批优秀且关心学生成长的导师、学生有较多的自主空间，以及国际视野和交流。

至于科技创新，引领世界的科技成果涌现的关键仍在于优良的广义科研环境。我国一批顶尖实验室的硬件已能与国际最好的同类实验室媲美，但在我看来，科研软环境是我们目前与国外某些科技强国最大的差距所在。

科技软环境包括科研人员的水准和素养、科学传统和科学文化、科技政策与实验室管理、科技成果与科技人才评价、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及知识产权保护、对待创新失败的宽容、增加青年人的自信心，等等。其中，科学家的品味、风格、传统以及对品质的追求，实际上属于科学文化的部分。对于最有创造力的优秀科学家来说，这些无形的东西更重要、更为他们所珍视。

事实上，如果仅谈论具体的科学知识，部分优秀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在自己专注的细分领域中，其知识和技能可能已超过某些大师，对于新进展也更敏锐，但为什么他们依然不能替代大师？原因在于年轻人尚缺乏鲜明的学术风格，而学术大师往往已具有成熟的学术风格，其学术品味以及鉴别能力也更强，对研究领域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前景的把握更准确，看待问题的视角也更宽、立脚点更高，这些均属于无形的“软文化”层面。

在这方面，必须承认目前的国内学术环境依然缺乏相关文化建设，表现得过于功利化。

比如，许多人的研究过多追求“热门”问题，或眼光盯着国外，只要国外有大的学术突破便马上跟进，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并在很多一流期刊上发表成果。但不管在哪里发表文章，依然属于跟踪，不属于第一等的研究。

由此引发的国内研究领域的学科分布不均现象，更值得有关部门重视——有些热门领域挤进了很多人，冷门领域却因不易发顶刊文章、不容易获得“帽子”而门可罗雀。而当大量优秀学生和科研人员过分集中在某些领域，就会在形成过分“内卷”并引发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功利化倾向的同时，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学术品味往往在学习知识时开始形成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判断一名学生是否有好的学术品味？

朱邦芬：科学品味往往在学习知识时开始形成。学生在接触物理学之初，其接触的方向及思考方法、自身的学术志向与个人此前的训练及个性相结合，决定了其学术品味。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硬性或量化的衡量标准，依靠的只能是导师通过长期接触后形成的内心评判。

如果教师能和学生实实在在相处一两年时间，对于学生学术品味的高下总能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大学教师对学生学术品味的养成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安排学生的学业导师时，我往往不选择一些科研追求“短平快”的教师，因为从长期发展看，急功近利对学生的影响是负面的。

2023年11月，清华大学攀登计划的启动典礼上，攀登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钱颖一教授的一段话让我很赞同。他在引用爱因斯坦题为《探索的动机》的著名讲话后表示，探索科学（包括物理学）的动机有多种多样，或是功利主义的，或是非功利主义的。虽然功利主义动机也能作出贡献，但是非功利主义动机才能建筑科学殿堂的根基。

他又转述杨振宁先生对“为什么中国的大科学家很少，为什么中国人作出大科学贡献不多”的原因分析——“中国人也能作不错的研究，但是做出顶级工作很难。这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太入世了、太功利了”。

总之，在攀登科学高峰时，功利主义也能走远，但非功利主义可以走得更远，能真正实现“从0到1”的跨越。

《中国科学报》：不过，很少有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有踏下心、与学生长期相处的时间和精力。

朱邦芬：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目前，国内高校的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压力普遍较大，加之以“非升即走”为代表的人事制度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所采用，致使他们在获得长聘教职前，几乎无暇顾及科研以外的工作，即便是科研工作，也往往自愿或非自愿地选择“短平快”项目，很难真正沉下心坐“冷板凳”。而当学者获得“长聘”后，有些人又会出于惯性而疏于教学。

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其后果既会影响学者自身学术品味的形成，也会使教师缺席对学生学术品味的培养。

当然，“非升即走”的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但国内高校在引进这项制度的同时，应给一些“安（心）专（心）迷（恋）”的青年教师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

《中国科学报》 (2024-06-04 第3版 大学观察)

（原标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朱邦芬：有利学者培养科研品味的环境尚待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