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日，柳怀祖的电话从白天开始几乎未停过，来电询问李政道生平事迹的媒体很多。有人为了他的健康着想，让他不要接太多采访，但他依然坚持要谈。他说希望能把光环之外，真实鲜活的李政道告诉大家。

现年84岁的柳怀祖曾负责协助李政道处理协调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招生、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运营等国内事务，他也帮忙操办了李先生在苏州老家的墓，包括五块“科学与艺术”的浮雕，非常美丽和震撼。

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美国旧金山家中逝世，享年98岁。得知此消息后，过往在柳怀祖脑海里浮现，他想起了和李先生相处的很多细节。想起最初因为都会说上海话，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也想起李先生每次来北京，参加完宴会后，还会很兴奋地拉着他天南地北地聊，一直到凌晨时分才散去；也想起了李先生对科研求真、执着的精神。

柳怀祖和李政道受访者供图

为了缅怀李政道先生，8月7日，柳怀祖向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讲述了他记忆里的李政道先生。以下为其口述：

上海话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这几天很多人给我打电话，今天早上还有一位以前的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我是“知李政道先生国内第一人”。“第一人”的称号我当然不能接受，说起来我只是为他工作过、处理他国内业务的一位工作人员。我之前的主职工作还是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作。

我从1978年开始接触李先生，当时我在国家科委（现重新组建改称为中国科学技术部）负责综合处的工作。那时，李先生正在推动中国培养高能实验物理学者这一项目，所以需要有一位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协助他处理国内的事务。李先生会经常来找我了解具体情况怎么处理，慢慢地就熟悉起来了。

在交流之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比较投缘。比如他在上海出生，上海话很好，我有时候也可以用上海话来沟通，一来二去，距离拉得比较近。后来，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就做我的助理”吧。

大概在1984年，他在国内沟通、处理业务的工作就转变成我工作的一部分，可以说他在国内的事就是我的事。

李先生每次回国都会长达半个多月左右，我都需要全程陪同。我很紧张，有时候需要等他入睡的时间来处理一些文件工作。他精力非常旺盛，有时在外参加晚宴结束了，还会拉着我天南海北地聊。他喜欢喝红酒，有时会喝到凌晨一点多才结束。

李先生为人很低调谦和。1989年李先生建议成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有人提议让他冠名，但他坚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1990年5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正式成立，从那时起直至今天，他一直担任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

李先生来北京次数多了，很爱吃当时北京一家饭庄里一位特级厨师做的菜。李先生很有礼貌，每次吃完饭后，会主动去给这位特级厨师敬酒，后来两人熟悉之后，一次这位厨师到美访问时，李先生就把他的这位厨师朋友请到家里，给他做李氏西餐。

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1979年创立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花了他很大的力气，给赴美的CUSPEA研究生一对一安排实验室。他去找实验室的主任、教授、研究员商定，由美国教授培养这些研究生。

当时，我们没有向北美派出留学生的渠道，也没有GRE和TOEFL的考试，按照正常程序是走不通的。李先生并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在北京讲学期间，他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们联系，请他们出一份能达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研究院的试题寄送到北京，这次考试选出了陶荣甲、陈成钧等5位学生。李政道把他们的试卷和履历寄到哥伦比亚大学，请物理系开会研究他们是否有资格入学深造，这5位学生因成绩优良均顺利入学。

与此同时，李先生建议学校以聘任他们做研究助理和助教的方式承担他们在美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当时美国大学研究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折合人民币超过了十万元。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很难一下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这对中国的学生来说很难想象。

李先生把自己的构思详细写下来，寄给了40多所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物理系主管，说他们如果愿意招收中国学生的话，请填表参加该项目，并要求他们说明各自研究院有哪些科研专长项目。信中提出了参加该计划的具体要求和条件，其中包括凡被接收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该校的正式研究生，生活费、学费和医药费等，全部由校方负担，直到该中国留学生得到博士学位为止。

李先生在致各所大学的函件中保证说，他一定送去高水平的中国学生，并且给这新的招生办法和组织起名为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目。1979年12月26日至2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俄勒冈等7所学校共录取了13名中国研究生。

非常勤奋、善于思考的学者

李先生对当年那一代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关爱是有目共睹的，他也是一位很热心、热情的人，“为年轻人创造机会”也是他一贯的愿望。他也曾多次向我表达这一心愿，包括在讨论博士后、?政基金等事宜时，他都强调了这一点。

李先生80岁高龄时，曾回到过故乡苏州，应苏州大学邀请与学生们举行过一次“学问对话”。当时在场有一位女同学问李先生的治学之道是什么？

李先生说，学问、学问，要学“问”；只学答，不学“问”，非“学问”。做学问，一定要先学“问”，自己能提问题，再经过自己的思考想问题，自己求得答案。这才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才能真正掌握学问、增长学问。虽然他已是八十高龄，但他一直坚守在物理科学研究第一线。2006年，他就撰写了五篇重要的物理科学论文，其中有对夸克等离子体研究的新进展、有对著名世界难题“薛定谔方程”的求解情况。他除了是一个天才之外，还是一个非常勤奋、善于思考的杰出学者。

有很多媒体问我，有什么想对现在一批年轻科研工作者说的话。我感觉我们当时的科研工作者都非常质朴，也能踏实地沉下心来投身于科研。现在有些年轻的朋友们心比较浮，包括做科研的也有这个问题，不够踏实、不甘寂寞。科研工作需要坚韧不拔，也需要淡泊名利，我们当时做科研工资收入也不高。

我2006年11月?脑血栓住院后向李先生请辞，2007年中正式离开，之后他的生活我并不了解。请辞后他不准，拖拖拉拉了一段时间，后期我们之间的联系渐渐变少。尽管如此，我们之间仍有贺卡等形式的联络。

李先生在苏州老家的墓是我帮忙操办的，包括五块“科学与艺术”的浮雕，非常美丽和震撼。今年11月安葬仪式举行完毕后，墓碑上的文字将刷成黑白，表达哀悼，到时候我也将去送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