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的学科建构与能力培养

 

如何顺应科技时代的要求，依据科技伦理的独特属性，遵循学科建设的内在规律，建立和完善科技伦理的学科体系和能力培养体系，是目前科技伦理治理中迫在眉睫的任务。

科技伦理学科建构的三个步骤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学问。如果说传统伦理学旨在建构一个稳固的道德大厦，那么，科技伦理则是搭建一个可移动的“帐篷”，不断探索前进。搭建科技伦理的“帐篷”需要三个步骤。

第一，从问题出发。理论伦理学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是从设定好的道德原则出发，运用演绎的推理方式，提出解决现实道德问题的一揽子方案。科技伦理的思路是倒过来的——正因为我们遇到了传统伦理学无法应对的科技伦理难题，才产生了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科技伦理。传统伦理致力于建构一个稳固的道德知识大厦，而科技伦理努力提供给人们摸索中前进的拐杖和谨慎行动的指南针，或是临时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伦理“帐篷”。

第二，定义与规范。科技伦理要解决的问题大多是道德难题。一是规范性难题。科技时代出现了处于传统伦理学视野之外的、具有崭新性质的活动领域和利益关系，因此出现很多道德盲点，需要我们确立科技向善的理念，守住不作恶的道德边界，并根据科技活动的性质制定可操作的道德指南。二是元伦理难题。道德难题之难还表现在很多道德概念缺乏定义，如道德地位。道德地位是科技伦理的核心范畴，涉及生命伦理中如何对待胚胎、生态伦理中如何对待动物及其他非生命存在、人工智能伦理中如何对待通用机器人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缺乏有共识的定义。

第三，综合与跨界。科技时代的科技活动不再具有单一的科技属性，而是包含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种要素。因此，科技伦理需要处理科技、经济、政治各种价值的冲突和排序问题，并在价值排序和选择中呈现科技向善的道德指向。由此，科技伦理具有伦理上的综合性和学科上的交叉性。综合性，是指科技伦理不再是单纯的科技伦理，也是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交叉性，是指科技伦理不再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伦理学的一个方向，而是跨域人文社会科学与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的交叉性学科。

科技伦理学术研究的三个“回归”

第一，回归生活。科技伦理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显学，问题在于科技伦理研究成果的数量与对社会的贡献度不成正比。这是因为科技伦理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地停留在自我建构层面，既无法为科技时代的道德问题提供理论洞见，也无法给解决科技时代的道德难题提供实践方案，更谈不上给国家和社会的科技伦理治理提供有效建议。这种科技伦理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局面必须得到改变，所以有必要主张科技伦理的生活转向。科技伦理不要求生活实际适应理论，而要求理论适应生活实际。科技伦理的目的不是构建一个精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把对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建构当成应付生活实践问题的工具。由此，科技伦理的生活转向意味着要从现实的生活主体出发，从生活实践出发，从特定道德问题情境出发，以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困惑为契机，以科技带来美好生活为最终目的，寻求不确定性生活中的道德确定性。

第二，回归时代。科技伦理是以解决科技时代的道德问题为宗旨的当代伦理形态，时代性是其内在属性，按道理不存在时代转向的问题。但检讨当下的科技伦理研究范式，却存在着去时代化的隐忧。一是考古式研究，这是一种从传统理论概念谱系和思想史线索中寻求解决方案的缘木求鱼式的研究；二是趋时性研究，这是求时髦的研究，热衷于追逐热点、捏造概念、追求新异，从而把科技伦理变成空洞的话语狂欢；三是科幻性研究，这是一种科幻式的架空研究，这种无法科学判断的“远未来”景象可能适合形而上学的思辨，但不应成为科技伦理的问题。这三种类型研究无疑遮蔽了科技伦理的时代性。因此，回归时代是科技伦理研究的内在要求。科技伦理要通过回答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发展，实现科技伦理的时代转向。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科技伦理正是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和紧迫性时代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出科技伦理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意义。

第三，回归中国。科技可以没有国界，但伦理有。伦理是一个民族或共同体的精神生命，其内在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是区别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根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科技伦理必然有国别或民族之分，有所谓的中国科技伦理与西方科技伦理之别，我们的科技伦理自然是中国科技伦理。当下很多科技伦理研究不自觉地具有某种西方化倾向，基于此，我们提出科技伦理要回归中国。一是要反思、批判和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科技伦理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警惕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确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二是要有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而不是围绕西方学者设定的问题进行研究，如非人类中心主义、机器人的道德地位、动物的权利等。科技伦理是以问题为中心、以线索铺展开来的研究，其中有些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有些问题是地方性问题，有些问题具有全球和地方糅合的性质。就中国社会而言，地域、阶层及发展阶段的差异聚合一身，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也呈现出交错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三是提出本土化的有效解决方案，这是科技伦理作为“民族/国家”范式意义上的伦理实践的必然产物。

科技伦理教育培训的三个“学会”

第一，学会求知。科技伦理回答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既涉及道德价值，也涉及行为事实，这是单凭道德常识和科学知识难以回答的。无论是伦理学专家还是其他专业人士，只要成为科技活动的道德判断者和决策者，就需要具有三种能力。一是伦理学专门知识，即关于道德范畴的定义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证明的专业知识。二是跨学科“打通”各个知识门类的能力，关键在于科技与人文的统合思考能力。一方面，伦理学家需要了解所涉及的活动领域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其他专业人士也有必要了解伦理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三是要有人文素养，其根本是终极关怀。新兴科技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返身性，无论是生命科学技术还是人工智能，或能源技术，都深刻而全面地影响和改造人的存在本身，这就必然要求科技伦理在破除科技崇拜的同时，追问有关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根本性问题，这是一种关于人的命运的终极性思考。

第二，学会做事。新兴科技活动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质，从事新兴科技活动及相关事宜需要更高的道德要求。一是要有识别具体情境中道德问题的敏感性。科技活动的性质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出现很多道德盲点，这就需要道德敏感性，道德敏感性是面对一个错综复杂的事件时从中看到道德问题的能力。二是要有预测行动后果的道德想象力。新兴科技的行为目的与后果之间具有不可归因的复杂关系，科技活动的链条够长、影响够远、后果够严重，这就要求有道德想象力，否则难以实现科技伦理的预测和预防功能。三是要有共同责任意识。科技活动不仅是一种个体活动，而且往往是一种集体活动，责任的产生常常是一个连环式过程，责任主体很可能是一个“连环链”，由此，责任承担的形式也只能是一种“普遍连带”的责任形式。换句话说，某个或某几个技术责任主体对特定技术责任的承载，并不必然导致其他主体对这一责任的豁免，这就需要树立共同责任意识。

第三，学会生活。科技改变生活，使生活变得更好，这是科技伦理的初心。要实现这个初心，一是要回答好自我伦理问题。好生活的前提是这个生活是“我”的生活，如果一种好生活是他人认为的和强加的，那也只是别人的好生活。但这个前提却受到了新兴科技的挑战，如脑机接口技术就可能动摇自我同一性。可见，科技伦理把自我同一看作一个具有前提意义的伦理命题。二是要合理利用科技手段改善生活。好生活必然是基本成功的生活，一个充满挫败感的生活很难成为好生活。要获得成功，就要合理地确立目的、选择手段。这个“合理”可以是技术层面的，也可以是规范层面的。前者在科技时代大大扩展了，如古代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既不是合理的目的，也缺乏合理的技术，但现代生命科技和数字科技却在严肃地讨论长生不老的可能性。但“可能”不等于“应当”，长生不老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不一定在道德上就是应当的，道德考量包含了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人的、更多方面的、更长远的利益考量，这是需要伦理觉悟的。三是超越科技崇拜，在自我超越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好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而科技本身无法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

（作者系山西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记者高雅丽根据第二届中国科技伦理高峰论坛的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