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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时报：从次贷危机观察“主流经济体系”的核心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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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美国真实GDP年增量构成（按2000年不变价计）
图二 美国 M1/M2
图三 美国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失衡
图四 中国货币存量与真实GDP
“补课”与“百年一遇”
当年，主流经济学家们鼓吹过一个“补课”论，主张中国的发展跳不过资本主义阶段，因而需要“补课”。事实上大量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转轨”，这一过程在1994年到1998年间基本完成，1998年后，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迥异于1994年前的系统（见王中宇《宏观调控：向左走？向右走？》《科学时报》2008年9月2日）。
如果假设我们的“补课”始于1998年，到如今我们上课10年，大体相当于“高一”的程度。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切身体验，据此可得出远比当年真切的客观认识。此时，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深入认识这个工商文明中的主流经济体系。
当一个系统平稳运行时，很难认识它的内在机制，倒是它遇到扰动、危机的时期，其行为更易于显示出它真实的内涵。这往往是催生大经济学家的机缘，例如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就与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有不解之缘。
9月14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言下之义，当前的麻烦，其程度不次于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此前，格林斯潘一直被尊称为“格老”，“谁当美国总统无所谓，只要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这样的评论一度广为流传。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格老”的忠告，重视当前的学习机会。无论你对这个体系作何价值判断，都需对它有客观的认识。
“监管不力”还是“有效需求不足”？
大量的文章都将这次风波归咎于“监管不力”，恰如国内将三鹿奶粉事件归咎于质监部门。然而，这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
在“主流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不是产能，而是需求。美国的GDP统计从需求角度将GDP分解为个人消费、私人国内投资、出口、进口、政府消费与投资等部分，其中，进口挤占了国内市场，因而降低GDP。
图一显示了美国GDP增长的构成，由于数据波动很大，对每一组数据，用多项式拟合出趋势线，以便观察长期走势。
数据显示：个人消费对美国GDP的增长一直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因而美国经济主要靠个人消费拉动（与之对比，中国经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住房对个人消费影响很大，它会带动一系列商品与服务需求。所以，那些炒外汇的人必须关注每月公布的美国房地产销售数据。
很多美国人买房靠贷款，这是一个聪明的制度设计：年轻时靠贷款买房，用整个青壮年时期挣钱还贷，退休前落下自有房产，以备安享晚年。这个制度一举多得：对房地产商，可以扩大市场容量；对银行，可以扩大贷款需求；对购房者，可以提早实现居者有其屋；对政府，使易冲动的青年人忙于还房贷、老年人居有定所，这有利于社会安定。
这不是很完美吗？是哪里出了纰漏？站在银行的角度，贷款需要担保，否则你还不起怎么办？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提供担保物，家境殷实者自然无虞，职位优渥者可用未来的收入担保，然而，这两者之外，还有大量的人，既无有权有势的爹妈，又无可靠而丰厚的收入，就只能望房兴叹了。对房地产商和银行而言，这是个待开发的市场，对政府而言，这是个“不稳定因素”。
聪明绝顶的金融人才们从风险分析中找到了出路。还不起贷款的风险是可以靠统计数据定量评估的，依靠定量分析，可以给这些风险定价，于是贷款可以分为若干档，抵押越不可靠，风险的价格越高，贷款的利率越高。于是银行推出了系列产品，不同类型的客户，可以各取所需。这次导致麻烦的“次级贷款”就是这样产生的。
美财政部抛出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后，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人士艾尔门多夫警告：不要对房价止跌抱太高期望。他谈到，财政部的拯救方案不会改变房价不断下跌的基本面，因为这改变不了许多人根本就住不起现住的房子这一现实。
“许多人根本就住不起现住的房子”，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所谓“住不起”，应指其货币收入无法支付购房款。住房不是宝石、珍珠、游艇，它是人们的基本需求，许多人的货币收入无法满足住房这样的基本需求，但似乎谁也不从这个视角观察问题。
10年的“补课”经验与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中，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是利润极大化。而它必然驱使货币转化为利润，沉淀为资本，再去追逐未来的利润。这一机制持续运行的结果，追逐利润的货币与追逐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将日渐失衡，导致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王中宇《利润极大化与滞胀》《科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统计上广义货币M2中流动性最强的部分是M1（现钞、信用卡及活期存款），它主要用于购买商品与服务，M2中其他部分是各种存款，它们追逐的是利润。图二表明，在美国广义货币M2中，M1的份额持续下降，说明购买商品的货币相对于追逐利润的货币持续下降。
事实上，美国的货币构成已经从广义货币M2扩张到M5,根据美联储发布的统计数据，早在1979年1月M5的体量已经是M2的183.8%，这些五花八门的货币都需要投资机会以追逐利润。由此凯恩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
改变导致两类货币失衡的机制，势必从根本上改变“主流经济体系”的性质，而如果不作这样的改变，一个逻辑上的选择是为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额外的货币。当年的罗斯福就是这样应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不过是事后为罗斯福政策提供的理论解释。
然而，向不足的有效需求额外注入的货币，在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同样会逐渐转化为追逐利润的货币。为了维持系统运转，只能持续进行这种注入。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另一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图三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均以1959年一季度值为1，到2008年二季度，美国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增加到4.90，而广义货币M2增加到26.58。
这种失衡在上世纪70年代就将美国拖入了滞胀。
华尔街：功臣？罪魁？
在滞胀肆虐的1973年，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问世。这个模型的思路在于，利用可得的数据，用可计算的数学模型估算某个金融产品（如股票、期货等）的合理价位。金融市场的交易涉及巨大的利益，而交易的基础是对价格的判断。于是大量的数学研究投入了这个领域，所用的工具越来越深奥，包括偏微分方程、概率统计、随机过程、鞅论、测度论、流形、分形等。数学模型与计算机的结合，使操盘手可以迅速对价位作出判断，从而确定自己的交易策略。
这样的技术背景为金融市场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市场面对的是收益与风险，不同人群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财大气粗者有能力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赌博，而升斗小民根本赌不起，于是市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供财大气粗者选用。
理论上，选用衍生工具的一方是厌恶风险、希望稳定者，他们通常是生产一线的企业；而另一方是能承受风险而追逐暴利者，索罗斯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于是衍生工具市场的宏观功能就是将风险转移给有能力承受者。从系统全局看，这是又一个聪明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为避险而进入这个市场的客户远少于追逐暴利者。原因很简单，这个经济体系制造着越来越多的、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货币，这些货币又越来越多地积累在极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和对暴利的渴望远非常人可以想象。于是资本市场、衍生品市场成了他们的赌场。
渐渐地，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子系统分化为两层，其底层提供传统的清算、支付、存储等功能，它服务于实体经济；其高层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标准理论称它在承担“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的职能，而实际上大多数交易是逐利资金拥有者间的对赌。
对国家的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系统的底层性命攸关，一旦清算、支付、存储业务中断，实体经济必然停摆。而金融系统的上层不过是逐利资金拥有者的赌场而已。有钱人之间瓜分利润、争夺资本的争斗从来就是鲜血淋漓的，这种赌场为疯狂的多余资金提供了娱乐场所，使有钱人之间的争斗演化为文质彬彬的电子游戏，并由一大批高学历者来操作，华尔街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之一。
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破裂，股价跌去一半，并出现了大量债券违约，但没有一家大型银行倒闭。美国金融系统表现得很有弹性。究其原因，这种双层结构起了重大作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生存于实体经济中，并为虚拟经济提供利润。而拥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人生存于虚拟经济中，他们在这里瓜分实体经济祭献的利润，并相互争夺已有的资本存量。如果将实体经济视为船，虚拟经济就是船上开设的赌场，赌局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有一条底线：不能将船搞沉了。
这次美国政府坐视雷曼兄弟破产而拯救AIG，因为雷曼兄弟是单纯的投行，它的垮台主要影响虚拟经济。而AIG被视为一家复杂的公司，与包括零售金融产品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很多领域有着广泛业务联系。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说：“我不知道哪家大银行与AIG没有重要业务往来。”据苏格兰皇家银行测算，一旦其破产，其他金融机构的损失可能达1800亿美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姆·比特这样分析美国决策者的心态：
“他们担心，AIG的倒闭将会在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增加实际或可能的交易对手风险，以至于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愿意向另一家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这一担心促使他们作出了特别判定。面向千家万户和非金融企业的信贷将会是下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那将是金融末日。”
看来，决策者们担心的是AIG倒闭会拖垮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系统底层，其后果是这条船上的赌徒们都无法承受的。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从这个视角观察，他称：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是属于金融现象，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出现了问题，而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如清算、支付、存储等还没有受到破坏。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必要认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些金融机构倒掉是允许的。
由此我们看到，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并非疯狂的产物，它是“主流经济”理性的创造，它在实体经济与控制大量货币、疯狂追逐利润的人群间建立起了一个隔离层，让乘坐在实体经济这条船上的赌徒们，不至于因疯狂而把船搞沉了。
当年马克思用严谨的逻辑证实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性，指出这个制度将无以为继，这使各国知识界大面积左倾。罗斯福和凯恩斯用注入额外货币弥补有效需求的方法缓解了这一矛盾。当超额发行的货币远超过社会真实财富时，华尔街又用金融创新将其笼起来，防止其在恶斗中伤及实体经济。
由此观之，创造虚拟经济的华尔街对“主流经济”的贡献应与凯恩斯相当——为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提供了解决方案。对“主流经济”而言，凯恩斯与华尔街的贡献价值几何？不妨从与之竞争的对立体系观察。上世纪70年代末，一批老共产党员看到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其社会甚至显得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富裕，于是纷纷带领自己的国家“转轨”、“接轨”，力图“融入”之。
现在华尔街背负着恶名，然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华尔街，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货币会造成什么局面？请回想一下，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M2与真实GDP间的失衡远不如1995年之后严重，而那时出现了持续十多年的滞胀。相反，1995年之后整整10年，M2的增幅远远高于真实GDP，而美国的实体经济一直平稳运行。
在谴责华尔街的同时，不应忘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一下：假如当初华尔街不对住房次级贷款这么热心，美国会怎样？
其一，房地产业不可能有这样兴旺，美国的消费水平将有明显的下降，这将使本来就不高的GDP增长率更低下；其二，美国的金融机构将不可能发放这么多的贷款，大批逐利资金将丧失一个重要的出路；其三，美国无房者的数量肯定比现在多，这意味着美国的犯罪率将更高、监狱将更满、治安将更差、社会将更不安定。美国社会各界能够接受这样的局面吗？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孙立坚乐观地称：美国政府已经责成高盛和大摩这两家最后的投资银行向健全的商业银行体系转换,将其中的一部分业务和人力回归到传统的支持实体经济领域上来。这意味着美国投资银行控制华尔街创造的金融财富的“辉煌”时代宣告结束，从而将彻底告别滥用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虚假的繁荣”的投融资环境，世界经济将重新回到平衡有序的发展轨道中来（孙立坚《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的副作用太大》2008-09-23《东方早报》）。
这是何其的天真，投资银行的本业是做咨询业务，是远超出真实财富的逐利资金将其吸引到衍生产品领域，政府可以命令投资银行回归商业银行，又命令那些逐利资金向那里“回归”吗？事实上，它们才是问题的根源。“平衡有序的发展轨道”恐怕会被证明是个玫瑰色的美梦。
“笼中虎”与“挟持”
金融系统的上层像个笼子，将整个经济系统制造的、远超过真实财富的逐利资金装了起来，防止它跑出来造成经济危机，甚至引发战争。
逐利资金的要求有两个层次：最好能赚得利润，起码不要赔本。然而在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迅速失衡的大背景下，从宏观上看，这根本做不到。这导致了微观层面激烈的竞争：看谁聚敛货币的速度能超过货币贬值的速度。
伺候逐利资金这焦躁的“老虎”绝非易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为其找到真实的财富——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使它相信：有可能挣得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至少从宏观上能保障资金的安全，一旦发生损失，要能使它相信是自己操作失误或运气欠佳，决不能使其怀疑，这笼子其实是皇帝的新衣。
于是，整个虚拟经济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信则灵”这才是经营虚拟经济的关键。这绝对是个高难度的课题。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华尔街的工作，就像各出一只手，协同捧一个肥皂泡走独木桥。这种工作必须综合经济、金融、法律、数学、心理学、教育学甚至传媒学方面的一流能力，业界工作压力之大，局外人难以想象，格林斯潘与华尔街绝非浪得虚名。而为了吸引一流人才，必须付出高额的薪酬。从上世纪70年代算起，这个肥皂泡已经维持了30多年，这绝对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然而，越来越大的肥皂泡终归是要破灭的。清醒的格林斯潘甚至将其与1929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那次事件导致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走投无路的资本集团间相互恶斗，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
肥皂泡是靠信心维持的，其破灭使整个金融系统失去了信心，谁也不敢将手中的钱再贷出去，因为不知还能否收回来。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系统底层面临停摆。如果这一局面出现，整个“主流经济”势将面临灾难的深渊。这就是布什政府力推救市计划的背景，也是两党高层达成共识的根源。
然而，美国民众却深深感受到了挟持。得州民主党众议员多哥特对伯南克表示：老百姓总被要求来收拾残局，但从来没有被邀请去分享盛宴。对于这一次被要求为救助华尔街作贡献，民众会感到十分气愤。布什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后，议员们收到的反对邮件铺天盖地，迫使面临选举的众议员们否决了它。随后，全球股市爆跌，媒体大肆宣染蒸发了多少亿元财富。其实，又没有地震、战争，真实财富在数天之内如何能“蒸发”？“蒸发”掉的其实是根本不曾存在过的“财富”和人们对金融系统的信心。
现在美国民众面对两难的选择：同意救市等于认可劫贫济富，拒绝救市势将使自己面临失业的前景。财富高层就这样挟持了全体美国人。这次计划的7000亿美元，美国政府称将靠发行国债取得，美国的国债历来是卖给外国政府的，中国就占到了约1/5，是其最大的债主，增发如此巨量的国债，等于挟持了各国人民。
以中国为例，我们的产能超过1/3靠海外市场维持运转，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出口目标国，美国经济衰退、进口下降，势将造成我们国内大量产能闲置、工人失业、社会动荡。我们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了美国国债和各种金融债券，美国虚拟经济如果崩溃，这些“财富”瞬间就会变成废纸。而如果我们通过买美国的国债，协助其救市，就等于用我们血汗工厂中打工者二三十年积攒的那点血汗钱为美国富豪们解困。
9月24日，在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温家宝总理称：“当前国际金融动荡，已经波及许多国家，影响还会加剧，各国应当通力合作，迎接挑战。”
9月2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宣布：
“现在央行和银监会正同美联储进行紧密磋商，商讨紧密合作，可能采取一些措施。”
不知此时他们脑中是否闪出过“挟持”二字。而美国人无论是布什、鲍尔森还是伯南克，对此不会有丝毫的歉疚，他们在中国的代理商早就教导我们：“主流经济学”本来就是不讲道德的。他们脑子里只有“大棋局”的思维，你落进了“将军抽车”的陷阱，是你技不如人，居然还来抱怨对手“不道德”，有没有搞错！还是想想你的下一步棋吧。如果你想掀翻棋盘，那证明你违背“国际准则”与“普世价值”，是“流氓国家”，我的太平洋舰队手正痒着呢！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美国政府计划用来救市的7000亿美元，按9月26日汇价6.8183计算，相当于4.7728万亿元人民币，比我国2006年财政总收入3.876万亿元还多出23.1%。投入如此巨量的资金，前景如何？
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CFA）对约3200名专业投资人士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政府通过这一计划挽救金融系统的做法是正确的。此外，60%的被调查者支持政府动用这7000亿美元流动资金购入次贷不良资产。
但美国有122位经济学家则联名致信国会，反对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这封《致住宅市场的代表和临时参议院主席》的信中，反对理由第一条就是“公平性”：这个计划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给投资者。投资者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去创造盈利，需要能够承受损失。
这封信的作者们是“主流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的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私人资本市场毕竟为这个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为了平息短期干扰而从根本上削弱那些市场是极其短视的做法。”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伯南克本来和经济学家们观点相似。他2000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华尔街垮掉了，面向大众的金融业是不是也得跟着垮掉呢？不一定。”
对金融投机商们的厌恶溢于言表。
现在，成了当家人的伯南克尝到了“挟持”的滋味，转而向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发出警告：如果政府的金融救援计划不能得以实施，信贷危机会进一步加剧，企业和消费者都将无法获得贷款，这将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停顿，其经济后果将是可怕的。他强调，美国经济活动看起来已普遍减缓，经济增长前景的下行风险非常令人关注。至于美国总统布什，则警告国会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将使美国经济遭受“痛苦而持久”的损害。
“专业投资人士”与“经济学家”的屁股坐在不同的板凳上，自然见解各异。但站在“主流经济体系”这个全局的立场上，从大时间尺度我们又能看到什么？
回到图一，可以发现自2000年二季度，个人消费增量达到峰值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变化：个人消费增量持续下滑，这意味着拉动美国经济的主动力在减弱；出口增量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美国国内产能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从趋势线看，一两年内出口将替代个人消费成为GDP增长的第一动力。至于私人国内投资的增量，1998年二季度就达到峰值，此后大趋势是下滑，2007年一季度后竟出现了负增长。
这一变化意味深长。
首先，靠刺激个人消费维持国内繁荣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上世纪90年代的网络泡沫让美国快速透支了这个经济体系的可调控空间，这次房贷危机证实了这一点。美国长盛不衰的信念，其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动摇。美国人的好日子在世纪之交就迈进了“亢龙有悔”的阶段。
其次，维持美国经济增长将愈来愈依赖海外。这表明，美国将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由于其经济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与资源，仍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将更加难于琢磨。历史证明，没有哪个大国会甘于衰落，它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于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它将变为一个日益危险的伙伴。
孔老夫子早就告诫我们：“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那些企图将中国经济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说教与势力，国人应该警惕。
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机制被我们视为效仿的榜样，而今这个机制暴露出了其无法克服的深层矛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是否还应“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向那万丈深渊扑去？
图四与图三相似，用同样的方法比较中国的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
对比图三与图四，可看出：美国以1959年为基年，49年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9倍，而广义货币M2增长为基年的26.57倍；与之对比，中国以1990年为基年，16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7倍，而M2增长为基年的22.6倍。由此估算，美国平均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3.51%，而中国为10%，是美国速度的2.8倍。
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在我们这里的作用比在美国强烈得多。美国在战后靠凯恩斯主义和“虚拟经济”走了半个世纪。我们以相当于美国2.8倍的速度追赶，还剩多少可供回旋的时间？
这不是杞人忧天，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农研中心分析中美两国的资源禀赋后指出：中国无法效仿美国的“house + car”模式。而事实上的政策选择导致了汽车和房地产业的飞速膨胀，致使我国在金融、能源、环境、社会安定等方面几无回旋余地。然而至今未看到对当初产业政策选择的认真反思，而一个缺乏反思能力的社会又会走向何方？
对中美两国统计数据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注：文中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网站http://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和美联储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
《科学时报》 (2008-10-21 A1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