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图
《科学时报·周末评论》发表的山西大学刘庆昌教授关于“爱智统一者可以为师”的文章,无疑阐述了一种真知灼见。笔者对该观点的进一步思考是,欲为师者怎样才能修养成“爱智统一”的品格?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有助于欲为师者修养“爱智统一”的品格?正如刘教授所言,我们制度化的教师教育,在培养出的大量形式上合格的教师中,也包含了不少在实质上并不合格的教育从业者。而基于教育为人生不可逆学习过程的事实,任何一名不合格教师的工作,对他们的学生都是不公平的。所以,作为体制化的教师教育,应该尽量减少不合格教师的数量,提高“爱智统一者”在欲为师者中的比例,使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都能充分发挥“使人成人”的作用,为我国的发展和进步奠定文化和道德基础。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联系近来媒体热议的“范跑跑”话题,有两个问题一直令笔者深思:其一,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教育经历、心路历程造就了“范跑跑”的思想和心态?在他所经历的不算差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大学教育中,是什么文化及环境奠定了他的人生哲学,使他的思维如此“偏激”?其二,在对“范跑跑”的声讨中,舆论为什么会突然转向,由对“范跑跑”的声讨变成对他的理解和宽容,反而对“郭跳跳”大加贬斥?某种意义上,“郭跳跳”等道德高标者的为人不齿,是人们对长期的高调道德宣传的逆反心理,是对虚假的伪君子现象深恶痛绝的表现,从而出现真小人战胜伪君子的“污点胜利”。然而,造就“郭跳跳”的又是什么样的教育呢?
综观两者在现实教育中的映象,可见“郭跳跳”言说的精神主旨与现实教育的道德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教育中的道德教育,其高调的标准及要求学生“学会顺从”的精神实质,既脱离社会实际,又背离一般人的心灵实际,造就了一些学生言行不一、表里不符的双重人格现象。而“范跑跑”则不然,他声称自己经历及感受的教育,是一种虚伪并令自己痛苦的教育,他对现实教育中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都缺乏基本的认同。其对往昔教育的评价及批评,恰好与一些人对教育的记忆和感觉相同,因而得到了一些人的理解和认同。
真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范跑跑”在博客中对自己所经历教育的印象,在“郭跳跳”的辩论表现中得到了证明。二人殊途同归,都用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所受的教育作了注释。许多人的思想及人格形成规律表明,虽然社会及家庭对学生的思想和人格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一般来说,对人精神形成最根本的影响可以说还是学校。因为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往往就像在土地上播撒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可能无法改变。而范、郭二人首尾两端的道德观念,则生动地诠释了他们所经历的道德教育的性质。
审视教育的前世今生,可见历史其所以总结出“百年树人”的教育信条,是因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教育事业的长期性、艰难性、高尚性。而作为教育事业主体的教师,正如刘教授所言,既要有爱心,又要有智慧。而且要爱智统一。然而,教师的这种品格在什么样的教育中才能修养或熏陶出来呢?
当看到刘教授提出的“爱智统一”标准的时候,笔者本能的感觉是爱一定要是真爱,智一定要是真智。因为我们的教育中已经积聚了太多伪劣学校、伪劣教师、伪劣职称、伪劣奖牌和荣誉称号,而这样的教师教育环境,显然是难以培养出具有“爱智统一”品格的为师者的。人生长的复杂性规律表明,“爱智统一”的品格既是可以学习的,又是可以培养的。只是这种学习和培养只能是生长性的,亦即是在当事人的内心深处成长、并经过不断的培育、逐渐成熟起来。许多仁人志士的成长经历也表明,这种在学生内心深处成长起来的道德观念和良好品性,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外因而动摇、也不会被环境改变。这种自然成长起来的良好品性,还会引导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的精神,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中形成的,人类社会也是在这样的规律中进步和发展的。这种学习和培养还需要良好的教育环境或条件,亦即必须是说真话的教育环境。说真话的教育未必一定能修养出每个学生的“爱智统一”品格,但学生修养“爱智统一”品格则一定需要说真话的教育。
要兴说真话、培养为师者具备“爱智统一”品格的教育,需要敬重教育、敬重教育家、敬重教育规律,摈弃全能政府、全能教育官员的观念,让教育真正成为修养学生健全人格、健康心智、渊博学养、高尚品行的文化事业,真正发挥教育在文明社会、提升道德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人们或许还不习惯这样来思考问题,但我们必须学会进行这样的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发展和进步的必由之路。而这不仅是教育的尊严和荣誉所在,也是国家真正文明和进步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