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假如有院士任教，他们一定被摆在师资队伍最显著的位置上。

 

院士，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界设立的最高的、终身的荣誉称号。

 

“北京大学有中国科学院院士5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7人。”

 

如果不去较真，一心向往名校的考生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可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生对这句话表示了质疑，“李政道先生什么时候成了北大教授？”

 

在北大网站主页上所列54位中科院院士名单上，就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人、外籍院士李政道的大名。

 

李政道先生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网站上的中文主页显示，他的“目前职务”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中国科大、北大、清华、南开等15所高校，他是“名誉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教授英文主页上，只有一处提及北大，那是关于读书而非教书履历，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就读。

 

6月2日，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创始人、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潘国驹撰文指出，中国不少顶尖大学、研究院聘请了海外的著名学者为全职的大学教授，如杨振宁、林家翘、陈省身、姚期智、饶毅、施一公等，也聘请世界级学者为短期的兼聘学者，如李政道、丘成桐、鄂维南等著名教授。

 

但记者注意到，那些“兼聘学者”的名字，却被一些学校有意无意列入了全职教授的队伍里。

 

 

大致从2000年起，“共享院士”、“双聘院士”乃至“多栖院士”在全国层出不穷。一些院士年过八旬仍在多所大学担任要职，令人不禁为他们的身体担忧。

 

早在2002年，浙江大学人事部的池临封、刘继荣就撰文《对高校院士共享模式的认识与思考》，指出院士共享是院士人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合理而又必然的趋势。

 

同时他们认为，一般来说，一所高校所拥有的院士的人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学科实力，但是院士共享并不是高校之间院士数量的“比拼”，不能搭“花架子”，搞“形式主义”。

 

也有不愿具名的学者对本报记者表示，“共享院士”分享的当然不只是名誉，还有院士所掌握的各类资源，比如许多科研项目、奖项的评审，就要看院士。

 

 

院士就像一种装备。21世纪的中国大学开始了一场“院士装备竞赛”。

 

复旦大学公布的35位两院院士中，有14人显然还另有任职，其任职单位分别是：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2人)、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山东大学、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学校对外界声称的院士数量，与向上级汇报的数字也有出入。2007年11月，在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时，复旦提交的自评报告中称，教师队伍中两院院士有20人。报告还清楚地说明，“另有双聘院士11人”。

 

2008年1月，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了我国高校有史以来入选的两院院士(含已故院士)名单。1955年至2007年中科院院士的12次评选中，有460位大学教师当选。“工程院院士”自1994年问世以来，有318人出自高校。

 

记者从教育部的统计中，查阅了“985”工程前10所高校历届推选院士的情况，依次是清华大学69人，北京大学67人，南京大学33人，复旦大学26人，上海交通大学21人,浙江大学20人,中国科技大学18人,哈尔滨工业大学16人，南开大学14人，西安交通大学10人。

 

而各校公布的当前院士数量是：清华68人，北大61人，复旦35人，南大33人，上海交大33人，科大28人，浙大25人，哈工大22人,西安交大17人,南开15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上述学校均有院士故去，为何大多数学校的现有院士比历年总数还多？纵使这期间发生过院校合并，也对各校院士数量影响甚微。如原上海医科大学(已并入复旦)当选了两位院士，加入复旦当选的院士中，也只有28人。

 

2008年两院院士大会的官方信息显示，全国有中科院院士699人，工程院院士719人，两院总计1418人。据教育部统计，两院院士中将近4成是高校教师。

 

以此计算，任教于高校的院士约为550人。

 

记者仅把27所高校自己宣布的院士数量简单相加，就算出了500多位。记者见到，一些熟悉的名字一再与不同的学校联系在一起，但很少有学校对那些非全职院士另作说明。

 

在2008年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的专题报告中，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陈求发总结说，原国防科工委下属的高校有47位院士。

 

本报记者分别查询了这些高校自己公布的院士数量，发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4人,北京理工大学8人，哈尔滨工业大学22人,哈尔滨工程大学6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9人，南京理工大学5人，西北工业大学15人,以此计算，7校总计79人,远超原国防科工委的统计。

 

在全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现在不都这样吗？反正国家对各单位院士的统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不就是自己说自己的呗。”南开大学金龙博士对这种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大家除了在道德上谴责一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关注高等教育的厦门公务员郑昊却感到十分不可思议。“院士，名校，谁能想到这种事情还能有假，这得误导多少人哪！”

 

 

中国校友会网等联合编撰的《2008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是我国首个针对两院院士状况进行的调查报告”。调查者指出：“国家和社会给予了院士各种各样的尊敬和礼遇，其成为各地区、各单位争夺的焦点。”

 

这种争夺不仅体现在师资上的“扯大旗”现象，校友统计时硬与院士“攀亲”的，在高校之间也已是公开的秘密。

 

院士名单令人想起“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记者注意到，各校迎接“双聘院士”、“共享院士”时大都强调这是一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新型人才引进方式。既如此，为何还要堂而皇之地将“不求所有”的院士名字掺入本校教师之列，向不知情的公众宣布对这些院士的“所有权”？

 

针对这种现象，南开大学一位干部在一篇论文中打比方说，引进院士就像花巨资移植“大树”。但实际上，有的院士或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或原单位工作繁忙抽不开身，或兼职过多顾不过来，一年到头难得到学校上几堂课，难得在学校长住几日，所带的研究生也很难见到院士导师的面，更谈不上在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工程院给2007年新当选院士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您将会感受到社会各方面对院士很高的期盼和尊重。这需要我们以清醒的头脑面对，谦逊地评价自己，严格地要求自己，避免过多的社会兼职，婉拒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不参与媒体对本人成果的‘炒作’，维护院士称号的崇高和尊严。”

 

《2008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建议：“两院制定具体、可操作规定予以约束两院院士参与活动。如在各种答辩、鉴定、评审、课题申请中，不得出现院士头衔，只填写教授、研究员或工程师等国家法定职称。再如禁止两院院士过多挂名兼职，挂名兼职不超出某一数量”等等。

 

当记者请教院士对兼职是否存在约束时，有位院士的回答是：“可能有吧？”

 

南开大学学生邹巍本月刚从学校毕业，在校期间他是南开BBS“高校动态”的热心网友。面对各大名校在院士数量上华丽的数字游戏，他摇摇头，说：“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