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领导的品格和性格，大学领导的胜任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大学组织活力的“制造者”。
◆一个著名学者成为大学领导之后，在个人精力给定的条件下，大学领导对组织发展的贡献就会以牺牲其个人的学术贡献为代价。就岗位的要求来说，他的领导责任盖过其学术责任。如何在两者间平衡取舍，在一定意义上就关乎大学的命运了。
◆大学校长的起落对自身而言，只是增加了自传中的曲折情节。但对社会而言，它对历史的谱写却具有更为深重的意义。
◆个人的荣辱和大学的兴衰，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的素质和大学的性格，因为外部的环境在特定的时候却是可能会超越个人意志和凌驾于大学自主选择。
大学校长的起用、辞职，有时会具有更深重的含义。图为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宣布辞职，成为了该校20世纪以来任期最短的校长。
文明兴衰、国家存亡、王朝更迭，将一串串历史人物勾连起来，铺展于人类上升的进路。民间的沉吟与低唱，英雄的豪放与狂欢，共写领袖与崇拜者的悲喜演义。人民创造着历史，但历史无不记载着领袖的伟绩。国家的历史可能因为领袖的出现而改写，组织的命运可能因为领导的更替而浮沉，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大学是一种组织。这里的人们研究高深学问，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切割人类知识的边沿，把过去的认识垫在脚下，将人类认识的上限撕裂。在这里，历史的记忆、现实的紧张、未来的憧憬，构成一幅飘摆的时间长卷，散发着独特的个性气质。固执而柔和，保守而创新，混乱而有序，统一而分散，拖沓而急迫，低效而高产，这构成大学组织生活的双重性格。
大学培养未来的领导人，也培养各个行业的劳动力。大学是面向未来的，但无不浸淫于历史之中。历史是大学的养分，也是大学的镜子。大学自我呵护、自我反照，须臾不能摆脱历史，独钓时间。公元1520年以前，世界上已经有75所大学。其中61所大学延续至今，现在仍然保持过去的风格，在相同的名称下以相同的方式做着相同的事情。捋史观镜，大学领导力的话题跃然纸上：谁来领导大学？
责任取舍关乎大学命运
大学有“大脑”、有“心脏”、有“神经系统”，还有决定大学生命力的其他器官。大学到哪里去，能不能高效运转，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如此等等的问题取决于大学所具有的诸器官的品质。至为重要的，莫过于大学的“大脑”。大学的“大脑”在哪里？微型大学与巨型大学的“大脑”分布不同，集权制与分权制结构中的“大脑”位置也有差别。无论哪种状况，大学领导人都是大学“大脑”的关键承担者。大学领导的品格和性格，大学领导的胜任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大学组织活力的制造者。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大学，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在任职期限上有不同的规定，对任职资格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虽然如此，鉴于大学所具有的共同的组织特性，在领导力问题上不乏共性。
大学是学术机构，大学里的人们多跟学术有关联。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可谓道出了大学的存在基础。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在论述学术职业的时候曾经指出，“学术职业是大学的心脏”。领导一个由学术人组成的机构，不能没有学术背景和经验。不少著名大学的学术人员搁下自己的学术工作走上大学领导岗位。不少大学校长退休后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
掀起哈佛大学课程改革运动的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是化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康普顿(Arthur Chompton)也曾做过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哈佛大学老校长伯克（Derek Bok）原是法学院教授。被认为是对美国20世纪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的加州大学前总校长的科尔（Clark Kerr）是工业关系领域的专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由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出任大学校长，是大学这种特殊组织的特殊需要。
但是，是不是著名学者一定能够胜任大学领导的岗位？即使能够胜任，那些在学术上已经很有造诣的人转向学校领导位置，对个人、对学科、对学校、对国家而言是不是“更有价值”？这个问题没有一般的超越时空的答案。
但是显然，当两个角色结合在一起，一个著名学者成为大学领导之后，在个人精力给定的条件下，大学领导对组织发展的贡献就会以牺牲其个人的学术贡献为代价。就岗位的要求来说，他的领导责任盖过其学术责任。如何在两者间平衡取舍，在一定意义上就关乎大学的命运了。正像阿什比（Eric Ashby）所言：“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改变一生的思想方式去做大学校长，这是一种牺牲，也要冒一定的风险。”
校长辞职折射期待与效果差距
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大学校长的离职可窥人们对大学领导力的期待和大学领导力实际产生的效果。
非正常的辞职，是对领导力及其所处环境检验的一种极端情状的反应。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上，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仅在1912~1913年间北京大学就四易大学校长。他在任期间，自己曾数次辞职，创下了一个大学校长在同一所大学辞职的纪录。1917年1月，在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敦请和孙中山的劝促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7月初，因张勋复辟请辞。1919年5月4日后，蔡先生因巡捕逮捕学生而再次辞职。这么短的时间内一再辞职，反映出大学校长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张伯苓先生“逢难开路”，创办了南开教育体系。“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大学日日精进，已成名校。在他领导南开教育系统的过程中，1927年因为南开学生风潮也曾有向董事会辞职的尝试。清华大学在办学主体转换过程中的校长更替之频繁，更是刻画了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和大学领导的乱象。
大学校长辞职不是一个国家的特殊现象。191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校长凯恩（Thomas Franklin Kane）因校内教师对其领导力投不信任票而辞职。1995年，拉格斯（Rutgers）大学校长劳伦斯（Francis Lawrance）曾因不适言论而遭到学生的围攻。
劳伦斯曾经说，黑人学生在诸如入学考试这样的标准化智力测验中的表现说明，他们在该方面缺乏遗传基因上的潜质。此言既出，两个学生组织和一份校园报纸表示强烈抗议，并让他辞职。当400个学生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示威，催他下台的时候，他争辩道：“我不能为一句与我的深层想法根本相悖的话而作出解释。”根据当时的记录，他那样说的初衷是认为不能因为标准化考试而将少数民族学生挡在高等教育门外。但学生不依不饶，认为他根本不是说漏了嘴，而那正是他的真实想法，而且也是许多白人的想法。劳伦斯有口难辩，狼狈不堪，最终辞职。
因《大学的功用》而蜚声高等教育界的加州大学的科尔（Clark Kerr），从执加州大学分校校长到荣升加州大学校长，一路春风得意。可是1964年，恰逢美国自由言论运动在全国弥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发生学生与校方就所谓言论自由方面的冲突。此时他还在校外讲学。回来后面临难以掌控的复杂局面，在加州政府的干预下，终于在1967年“下野”。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大学在2006年刮起了校长辞职的风潮。其中轰动世界的消息来自著名学府哈佛大学。
尽管美国的大学校长任职年限在不断减少，但平均的任职年限仍然在6年左右（根据美国教育委员会的调查，美国大学校长的任职年限平均为6.6年。对于名牌大学来说，任职年限可能会更长。哈佛大学是美国大学的旗舰。校长的上任与去任，向来受人关注。哈佛大学的校长萨默斯（Lawrance Summers）2001年任职，2002年开始因为一些不适当的言论引起激烈讨论。2006年终于支持不住，被大学中的所谓左翼击落，成为哈佛大学20世纪以来任期最短的校长。有关他在哈佛的领导的是是非非，在他辞职后继续雄踞媒体，网络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校长特拉滕博格（Stephen Joel Trachtenberg）于1988年上任，将一个奄奄一息的大学转变成一个具有国家声望的大学。但他在大学里毁誉参半，有一些人仰慕他，而另外一些人则诋毁他。面对大学发展的新关口，他选择了辞职。美国大学校长的辞职个案，揭开了大学内部斗争的政治谜底。
校长起落更具深层意义
个人的政治生命周期无法随自然起舞，它取决于内外力量的平衡。大学校长的起落对自身而言，只是增加了自传中的曲折情节。但对社会而言，它对历史的谱写却具有更为深重的意义。蔡元培辞而复任，张伯苓请辞不果，伯克（Derek Bok）在离任后因萨默斯危机而应召复位，为哈佛临时看家，这些“校长不能走”的个案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大学校长对学校具有的影响力，反映了校长位置的光荣和梦想。
而萨默斯“自由言论”引出的乱子，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大学校长角色的高耗与高危特征。来自学生报纸《深红色》（Crimson）对他的拥护，敌不过来自科学与艺术学院教师的抗议。可是，有谁面对他写给哈佛人的公开信而不承认他对哈佛具有真切情怀和宏伟愿景呢？他在推动课程改革方面用力，谁能说是在与风车作战？
大学校长的辞职是外部政治环境的晴雨表，也可能是内部政治斗争的温度计。从任职到辞职，每个人所经历的和所留下的千差万别。个人的荣辱和大学的兴衰，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的素质和大学的性格，因为外部的环境在特定的时候却是可能会超越个人意志和凌驾于大学自主选择。但是，大学的领导力却是对大学校长及其所领导的学校发展状态的一个解读信号。而谁来领导大学的问题，恐怕只能由历史评说。
《科学时报》 (2008-8-5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