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元化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噩耗传来，众人惋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与王元化先生交往20年，尽管不是王先生的嫡传弟子，许纪霖一直称王先生为自己知识与精神的双重导师。得知王先生离去的消息时，许纪霖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尽管知道会有这一天，但得知这一消息，他表示仍然“很意外、很悲痛”。

 

“我只能站在斯坦福校园，面向东方为先生默哀。”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许纪霖，不仅由于与王先生是忘年交而有着感性认识，更理解一个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脉络里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许纪霖回国后，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钱谷融教授，曾说王先生长着一双尼采的眼睛，眼神非常犀利，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智慧之光，整个人充满理性。“思”对王元化很重要，他很多著作，包括《思辨短解》、《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在内，都和“思”有关，特别到了晚年更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反思”。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的人生价值，忠实体现在王元化的“思”上，他的大脑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思考。

 

王元化晚年曾对许纪霖说：“你不知道作为一个老人是多么的痛苦！”在许纪霖看来，对王先生来说尤其痛苦的是，他到晚年哪怕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思想仍然非常清晰，无论记忆力、判断力还是思想的敏锐程度，都让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88岁的老人，可惜的是他的身体拖累了思考，感觉如此力不从心。

 

王元化本身是一个为思而在的知识分子，其反思能力更为很多知识分子所不具备。他不迷信任何权威，对任何习以为常的说法都要问个为什么，能够成熟地运用理性思考判断问题、自省其身。实际上，人们向来用“南王北李”指代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两位领袖，“李”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已于2003年逝世的李慎之先生，“王”指的就是王元化先生了。

 

李慎之先生去世，许纪霖曾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对两位大知识分子作过一些比较。他认为李、王两位先生分别代表了宋明以来儒学“尊德性”、“道问学”的两大传统，如果说李先生以其道德勇气成为“一个激情的代表，一种道德的象征”，那么王先生则作为注重知识、究极理性而成为智慧的化身。

 

“王元化先生在当代中国整个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解放的历程中，是一个走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许纪霖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王先生根据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反思中国的教条主义，提出在人们的感性、理性认识之中，还有一个“知性”的范畴，所谓的知性，是指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普遍的具体性这一理性阶段，从而找到了思想僵化的认识论根源。

 

王元化作为当代中国一位很有思考力的理论家，其知识体系非常丰富，既有对19世纪俄国文学、黑格尔哲学、莎士比亚文学的深入了解，也有对中国诸子百家的精深认识。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先生经过深刻思考，更进一步意识到启蒙的负面因素，于1993年发表了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开始从反思启蒙的基础上捍卫启蒙的传统。

 

杜亚泉五四时期任《东方杂志》主编，和当时的“启蒙阵营”有一场论战，论战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他虽然接受西学，但不赞成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好的东西不能抛弃，最重要的是要调和、积蓄，要把中国文化传统和西学连接上。这导致了一场很大的论战。

 

王先生之所以注意到杜亚泉和许纪霖有关。许纪霖说：“杜亚泉是我家族中的长辈，当时他的子女要编《杜亚泉文选》，希望我找一个有影响的学者写篇序，我就请王先生写。本以为他会写篇应酬性的序，但他非常认真，先把文选的稿子全看了一遍，然后打电话给我说：‘小许啊，你介绍的杜亚泉了不得啊。我们现在反思的问题他当年都想到了！’他冒着酷暑、打着赤膊，一个字一个字地研读杜亚泉的资料，用整整两个月写了篇15000字的序。文章最后在《文汇报》整版发表，一经见报就轰动了国内外。”

 

“这是王元化对启蒙的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反思。”许纪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私下议论、质疑，但现在15年过去了，大家对启蒙的反思慢慢形成一种共识。王先生正由于这种强烈的反思能力一直走在时代前列，这在同龄的学人中非常罕见。这种反思是他的生命力之所在。”

 

 

那么，王先生为什么有这种反思能力，许纪霖认为，最重要的是他能把思想和学术内在地结合起来：“思是知识分子的本性，但能不能具备反思的能力不仅凭道德勇气，要看他背后的学理。”正如王先生名言“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有学术的思想，学术的最高境界是有思想的学术。“可以说王先生是实现了这样一种境界的”。

 

除了思想界有“南王北李”，学术界还有“南王北钱”之说。“钱”是钱钟书，“王”仍是王元化。许纪霖认为，当代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或者说没有其他人像王元化这样，在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都得到如此巨大的肯定。

 

这样一位大家、通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王元化的父亲是清华教授，虽然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大学训练，但过人的学识大多靠家学渊源和名师指教。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受到王国维、赵元任、闻一多等大师的熏陶，后来又有机会向韦卓民、熊十力等大家请益，再加上嗜好读书和思考，个人成就当然不凡。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学科化的时代，学术、思想已经二分。一批学院里的专家在一个学科背景下作研究，却因此失去了大的关怀和思想的穿透力，使学问仅仅成一种技术之学。另一批文人在媒体大谈思想、高发宏论，但背后的学理比较薄。道术二分，正是这个时代没有大师的原因。”许纪霖说，“大师绝不是专家。我说王先生之后世界再无大师，正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他成长的那个氛围了。”

 

那么，王先生究竟算是文学家、思想家还是哲学家？许纪霖认为，任何一个说法都会把王先生的成就说小了。他横跨几个领域，文史哲打通，对社会科学也有相当的兴趣和了解。即使这样，王先生到20世纪90年代仍感觉有很多东西需要重新认识，可惜身体已经跟不上了，很多反思的工作都没来得及做完。

 

王先生晚年，华东师大一些校友提出要给他建学馆。王先生很乐意，但再三强调不要搞成纪念馆式的，最重要的是突出学术与思想的价值。他说：“我这一生有很多思考，其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思考的那些东西，但是还没有做完。希望把我留下的书、著作，包括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手稿留给后人，让后人去作研究，继续能够做下去。这大概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了。”

 

 

“王先生是华东师大的博士生导师，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实际上，他指导学生的方式不是讲授，完全是谈话式，就像苏格拉底一样。他通过质疑式的谈话，逐步把学生领入一个境界，让你领会什么学问是好的，什么方向是对的，看什么书是有价值的。他知识渊博程度惊人，对你提到的什么问题都有了解，甚至马上就有深刻的见解和思想。”

 

许纪霖谈起王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时感触很多。他和王先生都在华东师大，但自己并不是王先生的学生，说来还是王先生首先找到他。1987年、1988年，许纪霖在《读书》和《走向未来》上写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系列文章，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出于爱才，王先生让一位博士生给许纪霖带话，希望见个面。从此，两人就开始了长达20年的交往。

 

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论》，发表在《新启蒙》第一期上。许纪霖说：“王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全面。虽然不是他的学生，他也一直客气地说我是他忘年交的朋友。但我内心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他的一个‘私塾弟子’，把他看作知识上、精神上的导师。他对我的教诲，不仅有很多言传，影响更大的却是身教。”

 

作为一个例证，许纪霖现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往往会暗自揣摩：如果是先生面对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