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关制钧的人，在香港注册了“中国管理学院有限公司”，下属中国管理科学院、中国管理学院、中国管理学会，在内地开展业务，专门向人派发“院士”称号，以收取院士评审费赚钱。

 

现在，关制钧因诈骗而受审，据报受骗者50多人，共交纳评审费280余万元，其中包括众多著名国企高管和高校教授。

 

不必重复骗术的细节，那与众多编排“名人录”、“优秀文集”、“金奖”等名头的把戏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这样的事情越多，我越是感到这里面骗与被骗的关系复杂。

 

骗是让人相信一种与标称不相符合的东西，受骗是有人相信了那个东西。关制钧的“中国管理学院有限公司”及其下设机构，在香港属于合法。它在内地是否可以合法经营，或者还需要办理一些什么手续，我不清楚。法律事务，应当由法律人士进行分析。

 

单纯从逻辑上讲，关制钧骗案中，关制钧发的是“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那些人收到了院士证书，并为此支付评审费，“中国管理科学院”这个机构也存在，我看不出有什么骗的问题。

 

就一般心理而言，“院士”这个称号，总是让人觉得学问到了极点，当你知道“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原来是交钱就可以获得的一个称号，会有受骗感。但这其实也未必就是“管理科学院”的问题。例如在国外，随便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办上一个克莱登大学，你要见“大学”牌头就拜，是你自己的问题。

 

从管理上，现在的规定是任何带有“中国”、“中华”字样的名称，都审批严格，“中国”、“中华”等字样，代表的就是一种权威。从这一点上说，关制钧的“中国管理科学院”尽管在香港存在，但在内地发“院士”，算是对国字号的僭用。

 

关制钧利用了境内与境外公司注册管理方面的差异。这个差异的存在是否要继续下去，是一个问题。“院士”和“中国”的字样可以作为一种好做的生意，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高度受控，控制的结果是你一见到“院士”和“中国”就会深信不疑，得到了这些字样的使用许可就身价不凡。从有利的方面讲，这省却了你去辨别真伪的麻烦，把辨别的事情全部交给国家去办；从不利的方面看，这增加了相应字号的神秘性，并增加了利用这种神秘性而行骗的可能性，也不利于社会评鉴机制的形成。

 

事实上，国家评鉴与社会评鉴都是应当存在的。例如一个人是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这是国家科学体制授予的称号，理当权威。至于克莱登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你授好了，在社会上算数不算数，可以由国家是否承认其称号来判定，也可以由社会是否认可克莱登大学来决定。克莱登大学多了，大家也就能够自自然然地看待了，就知道这样的“大学”到底怎么回事了，而不会见了牌号就磕头。

 

名人录、金质奖之类的生意见得多了，谁入了“国际名人录”，哪个产品在某个听起来像是很吓人的展览会上得了“国际金奖”，就唬不了人，也无所谓骗局了。我想，类似于“院士”、“中国”等字样，大概也会是这样。这一类骗局的存在，与一定的社会心理相关，而一定的社会心理又来源于相应的社会生活与管理环境。

 

但不管怎样，“院士”之类的牌头，不能由公款来办理。“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国企高管是否用公款来交评审费，高校教授是否拿科研经费去交评审费，都应当查一查。严格地说，一个人拥有什么称号，只是个人的事情，别说“管理科学院院士”是个乱摊子，就是评“中国科学院院士”，都应当个人交纳评审费，当然这种权威的评审，既然有国家主持，也应当坚决防止把评审搞得带有生意色彩。

（作者为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 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