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在意实实在在的贡献”
“很多时候，诺贝尔奖可遇不可求。科技界有很多人的实力不比诺贝尔奖得主差，但这些人往往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有实力的人，而不是诺奖得主，我更倾向于为国家作实实在在的贡献。”
这是1月14日，在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新闻发布会现场，获奖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华裔教授沈元壤对记者提问的回答。
从1972年开始，沈元壤就作为当时的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中的一员回国访问，当年他37岁。“严谨而又有实力的学者”，这是与他相识的人对他的评价。
“我并不是物理学界最早回国访问的学者，在我之前还有杨振宁等一些科学家。不过，有幸被选为访问团的一员，我很高兴，因为当时我确实怀着与国内科研界交流合作的殷切希望，尽管当时对国内的科研情况并不了解。”沈元壤显然不愿意接受既不符合实际又没有意义的“最早”，而更在意与国内科技界的实际交流与合作。
从第一次访问开始，沈元壤和国内科技界的交流合作就再也没有中断过。“30多年，回国四五十次。而且，基本上每年一两次，有时一待就是3个月。”和沈元壤早已成为朋友的中科院院士杨国桢回忆说。
杨国桢清晰地记得，“文革”刚结束，沈元壤就回国访问中科院物理所，这一待就是3个月，其间，除了日常的学术交流外，沈元壤还作过系统的学术报告，如非线性光学进展，“他至少讲了10讲，听课的大多是我们所的研究人员和附近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包括北大、清华，我们把他的报告整理成了讲义。”
当时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过的科研人员都记得和沈元壤进行学术交流的情景。在激光室从事激光技术与激光光谱的研究及应用工作的冯宝华研究员回忆说：“他和我们的学术交流并不是浮在表面，而是真正地切入到了每一个细节。他每次回国总和每个研究组的科研人员进行座谈，从科研方向、规划甚至到实验的过程，非常仔细。他总能想出一些有意义的题目和我们交流。”
在杨国桢的记忆中，沈元壤是一个思维活跃、知识面很宽的科学家。“最近一段时间，他很关注水的问题。众所周知水和环境、能源都密不可分，而水处理有很多手段，光也是其中之一，沈元壤对此十分关注。”
在百度上搜索“沈元壤教授”，与学术有关的中文条目多达数千条，而学术界对他这样评价：在非线性光学方面，他在等离子体的光学非线性、感应散射理论、非线性光学的量子统计理论等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开辟了液晶非线性光学研究领域。
他在激光光谱和分子物理方面，与李远哲合作，对多原子分子的红外多光子解离得到透彻的了解。他与H.Walther小组合作，观察和分析了囚禁离子有序——无序跃迁，成为原子物理学近期的热点。他在固体物理方面，发展了调制光谱的方法，使测定固体能带更为精确。他开辟了表面科学的诸多新领域……
“在科学研究上，他向来不会死守一个方面。很宽的知识面也使他能不仅在光物理方向上和物理所的科研人员交流，也能在物理所的整个研究方向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并且经常给我们以启发。”杨国桢说。
一个影响中国学术文化的会议
1931年夏天，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教授尼尔·戈登组织了一次注定影响深远的会议。会议的初衷，是将在特定领域作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能深入地从各方面讨论该领域最新的进步，并激发新的研究方向。后来，为表彰戈登的贡献，会议被命名为戈登研讨会。现在，戈登会议已成为全球学术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在全球华人物理学界，也有这样一个中国版的戈登会议——全国激光物理讨论会，研讨会吸收了戈登会议的精神传统，即有充分的讨论和交流，鼓励批评和评议。会议的倡议者正是沈元壤、杨国桢以及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章志鸣等人，首届会议1980年在青岛举行，之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一坚持，就是28年。
本报一位资深记者曾多次在全国激光物理讨论会上采访，她至今仍记得2006年在湖南举行的第13届激光物理讨论会上的争论。
“你们的研究方向是什么？10年后的眼光在哪里？你的报告像白开水，没有特色。一个学科要发展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必须有长远眼光。……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实验室却在作相同的实验？你们的实验室是如何分工的？……我想知道，你们的实验室除了有课题和发表文章外，还有没有更大的目标？重点发展方向是什么？……刚才提到的实验不错，但没有真正解决基本问题。我的建议是，作些调研，根据自己的特长，将几十个方向减少为一两个方向。只有你们解决了世界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才能站到最前沿的地方……”
“这样的争论在每届会议上都有很多，全国激光物理讨论会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讨论会，除了交流还有批评和建议，讨论会的成功召开对促进我国激光物理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对我国学术界的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元壤每次都来参会，并且每次都会就激光物理领域一些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会提出若干个在激光物理领域有价值的课题让大家讨论。”杨国桢表示。
倾心帮助中国科研体制改革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变迁，目前，科研机构课题调整已成为极其通常的科研组织行为；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这却是一项难题。至今，回顾中科院物理所那项推动物理所发展的科技改革与创新的重要举措——课题调整，杨国桢仍记忆犹新。
1978年，沈元壤教授应邀来物理所作为期3个月的访问。杨国桢时任激光实验室副主任，在与沈元壤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还研究讨论了课题组应如何建立及其评估等有关问题。为了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在研究所的同意和支持下，由研究室和物理所有关领导共同提出了激光实验室课题调整的实施方案。其目标主要是克服研究课题分散、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探索建立研究课题包括开题、检查、结题等管理过程的制度化、规范化。
杨国桢表示：“当时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想要课题组的发展与国际接轨，并借鉴了美国大学研究工作的管理办法。和沈元壤合作以后，我们就逐渐明晰了要把一个研究所搞上去应该怎么办，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研究所机制。虽然当时的改革因为编制等一些原因搁浅了，但我们当时制定的课题调整的实施方案为研究所后来的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84年，物理所被列为中科院改革试点单位率先迈出改革步伐，针对当时存在课题分散、重复及数量过多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课题调整的试验。此后明确为每3年进行一次课题调整，主要根据课题组3年的业绩和学科发展动态，确定课题研究方向，并选定组长及其人员的优化组合。同时实行课题组在一定自主权下具有职、权、利相结合的组长负责制的目标管理，还与此相应地制定了有关课题组长工作试行条例，以利于建立高水平课题组。
“1984年物理所进行改革以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物理所的课题组由100多个逐渐缩小为50多个，研究方向集中了。而最大的效果就是形成了既严格又自由的学术氛围。当时，这不仅在物理所，在中国科技界都是不小的震动。而沈元壤给了我们直接的帮助。”杨国桢表示。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沈元壤由于对物理所的贡献被聘为物理所的名誉研究员和光物理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鉴于沈元壤杰出的学术成就和与中科院物理所等研究所及我国一些大学有长期和有效的合作，在1996年他还被选为中科院外籍院士。
《科学时报》 (2009-1-2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