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几篇署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名字的论文被曝造假，舆论哗然。尽管浙江大学调查认为，李院士对此并不知情，而是论文造假者未经同意，“赠送署名”，但许多人依然认为李院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如何看待“赠送署名”的是非呢？

 

 

“学生不经过老师，故意给老师挂名的情况可分两类。一类是地位高的人剥削学生的劳动力；还有一类是学生挂老师的名，拉大旗作虎皮。”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曹南燕说：“现在学生发表论文的压力比较大，发表论文数有要求，要不毕不了业。老师为了让学生毕业，也愿意帮学生发文章。”

 

曹南燕认为：“‘院士事件’的问题主要是兼职过多。我也挺同情70多岁的那位院士。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浙大）就愿意，你不来干我也愿意挂你的名，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就得规定详细——比如你兼职必须在我这里的时间达到百分之多少，否则你就违规了。不然，伪造者本人好处理，院士不太好处理。”

 

的确，李院士自己也承认此次事件的根源之一，是他在浙大时间过少，没有尽到导师应尽的指导义务，使得自己的学生出了娄子。

 

导师如何防止问题论文连累自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小斌的观点可以参考——“我的学生如果自己钻研，搞出的东西，我在里面基本没起什么作用的，不应该署我的名；如果起了一定作用，但论文主要观点我不是非常赞成的，可以将我放在致谢里；署我名字的论文必须交给我严格审阅修改后方可放行。”陈小斌之所以对于这一点如此明确，主要来源于他的博士后导师臧绍先教授的教导：“他是绝对不会轻易地让学生挂他的名字发表文章的。我们的论文要挂他名字，必须将论文交给他仔细审阅修改后，才决定是否署名。”

 

“背着他发表挂他名字的论文是不允许的。这些都被他明确提出来过。像他这样，还有哪个学生会‘害’他呢？”陈小斌表示：“如果把规则都给学生说了，学生还这么做，事后责任就会很容易说清楚，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事端呢？”

 

 

“研究生署导师的名，很多是迫于导师的压力。一些导师自己不干，或者干的比较少，还要署名。有的地方甚至约定俗成，所有论文导师都要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哲学研究室副研究员段伟文认为：“中国的文化比较讲究亲情血缘师门的关系，人情的面子过不去。”

 

“当然导师署名时会辩解：‘国外也有这种情况，导师署名是为了帮助学生文章发表，因为学界不了解这个学生嘛。’”段伟文说：“但这不能成为一般性的托词，只能是一种特例。而且多少是不符合规范的，因为你要培养学生，就不应仅仅是挂一个名而已。你应该实质性地帮助学生做论文，如果有实质性帮助，你才可以署名。”

 

很多人之所以第一印象感到院士有错，正是因为联想到了这种不合理的“署名潜规则”。但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也有学生借导师名气发表论文的情况，那么如何把“导师沾光”和“学生沾光”区分开来呢？

 

“得一个个案例具体对待。这类事情不属于学术不端，我们叫它做‘有问题的研究’，这一类是最难处理的。”曹南燕说：“相对三大罪：剽窃、篡改、伪造，署名不当是比较麻烦的问题。美国也有很多类似案件，最后定不了案，你觉得它不对、不好，但处理不了。”

 

段伟文也认同这种观点：“原则上没有实质性参与工作，就不应该署名。但在理工科领域很难实现，大科学时代，科研很大程度上是资源的整合，有的人有课题，有的人有实验室，有的人有数据，这种情况下署名就复杂了。因此不同层次的学术共同体要有一种内部的沟通，形成一种自治性的原则。”

 

“国际学术共同体有一种文化，同行一看到文章内容，就很清楚工作是谁作的，就会去找谁。”段伟文说：“但在国内，谁都不知道。外在的评价过多了，各个学校还有量化的管理。这种制度过于粗放。可能大家模模糊糊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但不是由学术共同体进行自治，或者学术共同体缺乏权威性。”段伟文认为学术自治的缺乏导致不良秩序。

 

曹南燕则表示，科研界的主管部门对此“正在制定一些规则。但定的具体了，就有各种意见，有阻力，落实不下来。所以一般定起来，原则性的东西多，可操作的东西少。这是现在我们制度的一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