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大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黄庆被举报抄袭，至今已过去两年。西南交大校长陈春阳证实，专家组已有了初步结论，并暗示结论是“抄袭”。《成都商报》7月14日报道称，这个初步结论已报教育部进行研究，大家需要等待结果。
大学肩负创新之责，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是否抄袭完全应有能力独立作出判断。如果连这么一个简单问题都搞不清楚，那它如何知道哪里是“学术前沿”，何种研究属于“创新”？因此，作为行政机关的教育部，其研究应该不在“是否抄袭”的层面，而是如何处理大学领导人的抄袭问题。据说，“研究期”还有两个月。
据陈春阳校长说，最终处理要“本着客观公正及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也就是说，要进行个案研究。这种做法其实已经把学术问题与政治性因素混淆起来。是否抄袭，必须尊重专业人士意见。公布专家组意见，或者由专家组直接公布调查结论，就是对专家组和专业的尊重。一旦把“是否抄袭”与“如何处理”合并研究，某些政治性因素就可能扭曲专家组的专业判断。
这种扭曲值得认真“研究”。一名大学校长涉嫌抄袭了，但他可能颇具管理大学的才干，“主流”是好的，如果新换一名校长，未必比他胜任。或者，这名校长长袖善舞，上边领导、本单位同僚对他非常满意，关键的情感因素是向着他的。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这名校长就成了做结论的一个前提，而专业判断的标准就会随之悄悄发生“位移”。
近段时间，媒体曝光的例子不少：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指博士论文抄袭，徐志伟反驳说，抄袭指控是“有人别有用心，目的是把我搞下台”。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涉嫌抄袭，而学校调查结论是，他只署了名，未参与“剪刀加糨糊”的具体操作。这类例子，要么是给抄袭指控安上政治动机，要么是打着“客观公正”旗号把抄袭主责推给别人，直至把抄袭者变成一名受害者。
政治性因素容易扭曲专业判断，使之偏离学术主轴。而从根本上讲，学术乱象源于我们未把不抄袭作为一条底线道德。不抄袭的人，被拔高为“治学严谨”；而抄袭仅仅是“不严谨”，它被视为学术从业者走向成熟的一个可能的阶段，是现阶段不成熟。抄书抄论文的大学教师，被大学“爱护”起来，从轻发落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学术成长。既然抄袭很普遍，大学校长抄袭就显得符合“一般人情”。
但现代学术需要“创新”，即不同于前人、他人的创见和发现，学术必须严格道德自律。而抄不抄袭论文，不是一个学术道德修养水平高低的问题，它不容突破。从诸多文明国家来看，抄袭论文不仅丢饭碗，而且意味着学术资格的丧失。在现代社会，学术并不缺少吸引力，不存在后继乏人的情况。问题仅仅在于，如何通过学术自律杜绝重复劳动，使学术从业者变成学术创新者。
如果说我们过去仅把抄袭看作一种可以在将来改正的过错，那现在就有必要把不抄袭明定为学术道德底线，实行一票否决。大学校长作为学术领导者，如果真的涉嫌论文抄袭，根本就没有当学术领导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