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近日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上接过聘书，担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是通过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遴选出来的大学校长，在颁发聘书仪式上，王荣鼓励朱清时探索和推出一套好的体制和机制，这将可能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贡献。朱清时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方科大将强调去官化和去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实现教授治校。
朱清时院士其实不是第一次表达这样的观点了。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就曾在做客网易时直言，一流大学应当去行政化，搞教授治校，学术优先。那时，朱院士还是中科大校长，受制于传统大学治理格局，他很难在以前的学校实施他的教育理想；但南方科技大学是一个初创的大学，是一个体制全新的大学，作为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朱院士具有了一次宝贵的实现其教育理想的机会。这样一个改革机会不仅对于南方科技大学有着特殊的意义，更对于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借鉴意义。
大学改革是个老话题了，从1952年开始，中国高校经历了多次改革和调整，才有今日之格局。近年来，不少人都提出要对高校管理体制进行革新，惜乎理念多，动作少。其实，教授治校不仅在国外流行，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亦曾有成功经验。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效仿德国大学教育管理体制，第一次在中国大学建立了“教授治校”制度，对北大的行政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北大气象为之一新，从官气浓厚的学府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西南联大。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合并而成，也实施教授治校，尽管当时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物质条件十分恶劣，但联大教师们倾尽全力办学，竟然在抗战如此艰难的时期打拼出科研成就的新高峰。更值得一提的是，联大的学子毕业后大多留学西方，但新中国成立后，相当多学子譬如朱光亚、邓稼先、叶笃正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工作条件，选择回国报效，其中固然有新中国成立的感召作用，但今天回望，与教授治校所带来的精神气息亦是分不开的。
南方科大作为一所全新创办的学校，不存在行政利益集团，实施教授治校可以免却诸多利益压力，从一开始，便可以明确：不是教授成为行政的附庸，而是行政成为教授的附庸。不过，教授治校，并不意味着单个教授具有决定权，这主要在于教授治校其实是一种通过民主机制由教授参与管理的模式，体现的是教授之间的协商民主。因此，教授治校是一个集合概念。南方科大试行这种机制，对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来说，能不能克服高等教育之弊病，为社会提供更优秀更合适的人才，尚不能下断语，但这样的改革显然是空谷足音，为时代所需要。
教育改革不能总沿着一条道路进行，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搞一块“教授治校”的试验田，多一个教育革故鼎新的选择，或许也能如当年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改革一样，从南方刮起新风。对于朱清时校长来说，这当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对于中国教育来说，何尝不是一番激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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