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 王卉报道］回顾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变迁，从地大物博的盲目乐观到资源意识的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所依赖的这片土地的重要性和稀缺性。
一些曾经在资源环境领域十分熟悉的字眼如今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其中尤以上世纪80年代的“地大物博”最为典型。在新时期，以科学认知为基础，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日前，就此话题，《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
重视中国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孙鸿烈曾撰文谈及中国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中国东部湿润，越往西部越干旱。干旱和半干旱区，占中国国土面积的52%，同时，山地占2/3，平原只占1/3，而山区的开发利用比平原更加困难和复杂。
因而，孙鸿烈认为，中国真正能够作为耕地开垦的土地资源很有限，必须作一些更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盲目乐观。
不仅是土地资源有限，中国土地资源的退化状况也很严重，孙鸿烈分析，中国内陆土地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约合144亿亩），其中，森林占18%左右，草地有60亿亩，约占40%左右。总体来说，中国还是草地所占比例比较大。但中国各种类型草地都是长期过度放牧的，导致草地退化沙化现象非常严重。
孙鸿烈表示，如果草场适量放牧，就可以自然更新，但过度放牧就会导致一些草场恢复不起来，特别是中国的草地主要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加上春天风大，沙化现象更为严重。“当然现在全球变暖也有一定影响，北方降水量不多，气侯变暖以后，降水量相对更少一些，更加剧了蒸发和干旱的程度，但相比较而言，还是人类的破坏及过度放牧带来的影响最大。”孙鸿烈说。
对于森林的破坏，其表现形式就是滥砍滥伐。过去对森林采伐是“剃光头式”的采伐，都是机械化操作，从而造成森林变成裸露的土地，幼树不存在了，更新也谈不上了。加之，森林多半都在山区，破坏之后，地面缺乏植被，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农田退化方面，孙鸿烈认为，我国农田污染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是由工业“三废”和农药、化肥过量施用等导致。
考察就是国情调查
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自然资源条件的详细考察，研究区域的生产力布局和发展方向，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基础信息。
作为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原主任，孙鸿烈曾参与多次科学考察。“这样我们就更实际地到现场作了调查，不只从书本、理论上去了解国情。”孙鸿烈介绍。
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曾组织诸如新疆、青甘、宁蒙以及华南和横断山地区、青藏高原等一系列考察，那些地区资料本底几乎是空白的，通过考察对其自然条件就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一个地方是适合发展农业还是适合发展牧业，就有了科学依据。
“实际上，综合考察就是国情调查。每个综合考察队都有几十个专业参与，以青藏考察队1973年开始的考察为例，有50多个专业参与，一共在野外持续工作4年，西藏的每个角落几乎都跑到了。”孙鸿烈认为，由于时间的变化，一些地方的环境条件在发生变化，类似的科学考察工作还应该继续开展。
“资源环境领域很宽，从学科来说，地学都是资源环境领域的，包括地球物理、地质学、地理学，另外还有宏观生物学、生态学，甚至包括生物分类等。”孙鸿烈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是非常有特色的。尽管做得还很不够，但有很多独到性。”
以孙鸿烈的主要研究方向青藏高原研究为例，他认为：“国外的学者在某一个问题上可能有比较深入的成果，但从对青藏高原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以及在理论上的归纳提高等方面看，中科院应该是作了一些独到贡献，在国际上可以说是有一定地位的。”
政府动作亮点多
“我还是看好当前政府的环境保护举措，特别是对于生态建设，我更是感觉有信心，有不少值得赞颂的事情。”孙鸿烈表示。
孙鸿烈举例说，1998年开始试点、2000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真正下决心让绝大部分天然林都得到了保护；退耕还林还草，25度坡以上的耕地都退下来了，有的甚至再低坡度的地也退下来了，减少了水土流失；有些草场干脆退牧了，让草慢慢繁衍起来。
“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国家能够下这么大的决心，我觉得确实是做了很大的动作了。这些举措实实在在地在生态建设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孙鸿烈评价说。
尽管当前污染问题仍不容乐观，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偷排现象时有发生，但孙鸿烈认为，总体来说，废气、废水、废渣等的排放问题已经能够引起政府的关注。
另外，对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以及由国家发改委部署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重大课题研究，孙鸿烈表示：“这是很有远见的事情。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各地区就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比如，有了这个主体功能区规划，不适合发展化工的，就不能随便去发展，这样就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了。”
而对于大众的资源和环境意识，孙鸿烈并不是很乐观，“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还很不够，比方说，中国水资源这么紧缺——中国人均水资源实际上是全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而且地区分布又很不均衡，但很多人并没有建立起节水意识。”孙鸿烈说。
孙鸿烈表示，现在仍需通过像水价的适当上涨等方法来唤醒人们树立资源紧缺的意识。总体来说，专业研究者、政府部门等能够了解资源环境状况，但普通公众了解程度有限。
生态脆弱的草原区如何合理利用
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区域发展平衡问题的重要手段，孙鸿烈认为这是必要的。同时，他有一点补充意见：例如对于天然草地，如果能合理利用，不要过度放牧，则有利于其再生。而如果不去动它，草越来越密集以后，反而限制了它的循环更新。
以三江源地区为例，孙鸿烈认为，不应该完全封闭起来去建那么大的自然保护区，对于过度放牧的草地，可以实行轮牧，或者几年内不要放牧，进行休整，然后再去放牧，这实际上是合理放牧问题。
而对于划成自然保护区的地方，核心区需要移民几万人，移民是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需要给牧民找生计。况且，有些牧民人移走了，牲畜却留给他的亲戚，因此，有些地方牲畜的压力一点儿也没有减少。
孙鸿烈解释说：“我不反对建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应该是那些人为干扰比较少的自然环境，它还保留着相对原始、自然的景观和原始的生物群落，这样的地方划为自然保护区当然是非常必要的。”
但在三江源地区，多年来就是人工放牧的牧场，孙鸿烈认为，这里的问题是过度放牧导致很多地方的草场破坏，因此应该指导牧民合理放牧，帮助他们人工种草。在内蒙古、青藏地区，草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夏秋草场比较丰富，而冬春草场比较狭小——也许只是夏秋草场的十几分之一的面积。到了冬春季节，等于十多头羊挤在一头羊的地方了，当然就把冬春草场破坏得一塌糊涂。中国的草地退化，主要是冬春草场破坏得很厉害，但夏秋场也有部分退化。
“中国的放牧有一个规律——‘夏饱、秋肥、冬瘦、春死’，这种恶性循环式的放牧是没有前途的。”孙鸿烈表示，“所以我们主张，中国畜牧业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强人工草场的建设。当然还需注意合理的载畜量。”
孙鸿烈建议，在这类地方与其作消极的保护，不如把资金投下去建设人工草场，让人工种的草补充冬春草的不足，促进合理放牧，再把相关加工厂建立起来，提高畜产品的产值，牧民的收入提高后，就不必再养那么多牲畜了。
《科学时报》 (2009-9-24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