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预示着我国科学春天的到来。当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

 

此时的钱伟长奋起之情油然而生，他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拥护改革开放，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他那些沉寂谷底20年的科研成果与心得也像喷泉般喷发而出。1977年至1983年期间，他一方面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科学讲座，公开发表与宣讲他的科研成果与心得；另一方面，他在内地各省、市、自治区（除了青海和西藏以外）累计180个城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听讲人数愈30万之众。2007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学校看望钱伟长，说起当年他还是河北省的一个县委书记时，就曾聆听过钱伟长的报告，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亲切地对钱伟长说：“您老也是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创导者呵。”

 

钱伟长精神矍铄，四处奔忙，却有好多双眼睛正追随着他的身影，关注着他重振事业的走向。1979年前后，在国内高校间有个“钱伟长想离开清华大学到南方发展”的说法。对此说法，有一个人特别留意，他就是上海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张华。这是一位政治素养很高的大学领导者，1937年参加革命，上世纪50年代踏入高等教育领域，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批判，改革开放后调任上海机械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工业大学的前身上海工学院于1972年与上海机械学院合并，易名为上海机械学院，1979年恢复上海工学院建制，并更名为上海工业大学）。他求贤若渴，并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在他任期内，大胆地从教师队伍中直接选拔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们中有：王力平，1981年从计算机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党办主任，后为校党委副书记，再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徐匡迪，1986年从冶金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副校长，后来成为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令德，1983年从电机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副校长，后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再后来相继担任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委员会书记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方明伦，1984年从机械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科研处处长，1986年担任副校长，再后来成了校党委书记。

 

作为一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的优秀领导者，张华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全面的理解，对于“办好一所大学要有一位好校长”有着深切体会，对钱伟长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有着惺惺相惜的好感。他到了上海工大以后，首先想到要赶快为学校找到一位“好校长”。虽说这时候中共上海市委已任命当时的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杨慧洁兼任上海工大的校长，但她无暇过问学校工作，甚至没有来过学校。因此，有一位声望高、水平高的实职性的校长，对于待势而发的上海工大来说，就显得格外紧迫。若是能请到钱伟长来做校长，当然是求之不得。

 

上海工大与钱伟长从1978年开始接触。1980年，钱伟长在重庆交通学院（2006年更名为重庆交通大学）创办《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他办这份杂志有着更深层的思考，当时他私下跟一个与他熟悉的同志说，他就想“冲破一个束缚，发挥自己的才能”。另外，他还有一个具体的打算，就是希望以杂志编辑部为据点，大规模举办力学系列讲座，以推进与繁荣我国力学科研与教育事业。但是，他又觉得在重庆实施这个计划，地域偏远，交通不便，当时就有转到上海的意向。张华得知这一消息后，某日，趁钱伟长因公旅居上海某宾馆，委托副校长艾维超专程去拜访。

 

艾维超去见钱伟长是顺理成章，一点都不唐突，因为他俩既是清华老校友，又曾是清华老同事。艾比钱小一岁，晚一年考入清华，学的是电机，时年还和同年级的物理系学生钱三强住同一间寝室；解放后，艾维超在清华电机系任教，钱伟长任清华副校长时，艾是电机系副主任；他俩的夫人正巧也是清华中文系的同届校友。艾维超是在上海工学院创办初期从清华调入的，担任电机工程系主任，1979年被提拔为副校长。艾、钱俩见面后不久，《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编辑部便在上海工大内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就此，上海工大与钱伟长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就是筹办力学系列讲座。办事处由钱伟长直接负责，下有5个工作人员。学校方派了一个许姓专职干部，另外4位由钱伟长带来。许同志保持办事处与学校的联系，主要是负责和钱伟长本人的联系，安排好他到上海后的住、行，并帮助他联络上海有关单位。

 

办事处成立后不久，许同志按钱的指示，先行与上海市科协主席李国豪取得了联系，并于某日陪着钱到李的寓所。会晤中，钱讲到要在上海举办力学系列讲座，希望科协支持。李听后表示十分赞同，说“现在上海的学术气氛还非常淡薄”，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活跃上海的学术氛围”。李当即拍板，由学校的办事处向上海市科委申报，由市科协出面组织，在南昌路科学会堂举办。于是，从此时开始直至1982年，由钱伟长主持的力学讲座连续举办了几十次，每次参加者有五、六十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及工程界的专业人士。讲座影响很大，一时间成为我国力学界、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钱伟长想到上海来办学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从传开了他要离开清华大学的说法以后，国内就传说有好几所著名的大学想请他去做校长。1999年，钱伟长在为《费孝通文集》写的序言中就披露了他当初的真实想法：“我找费孝通商量怎么办，他说上海必将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需要好好地办所大学，他赞同我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支持我到上海实现我的办学理想。”他在上海工大设立了办事处以后不久，专程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拜访了市委书记夏征农。夏征农见到了他很高兴地说，欢迎他到上海来工作，“到上海来发展，发挥你的才能”。

 

从1978年至1981年，学校领导曾多次试探性地向钱伟长提出，他能否到上海工大来工作，他的反应是积极的。学校领导也曾多次向夏征农、副市长杨恺、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壁、杨慧洁、市教育卫生办公室主任舒文等市领导汇报和建议，要求上海市委请钱伟长担任上海工大校长，市领导们都欣然表示同意，并答应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1981年10月下旬，夏征农两次到上海工大召开师生座谈会，学校领导再次当面请示，夏均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说：“市委几位书记交换意见，同意让钱伟长教授来工大当校长，也向乔木同志(笔者注：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了汇报，乔木同志认为是可行的。”后来，舒文也传达了同样的意见，并说已把上海市委的这个意见电话告至了教育部。

 

上海工大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答复，校内得知这一消息的干部、教师无不表示兴奋与关切。不料，就在1981年的11月中下旬，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钱伟长能否到上海工大来又被打上了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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