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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中国学术期刊的尴尬与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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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量世界第二；拥有国际地位的并不多 |
1980年前后，中国科研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中被SCI收录的大约只有500篇。30年过去，2009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已经突飞猛进到11.2万篇，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同时，中国大陆出版的科技期刊数量大约有5000种，也位居世界前列。这种状况曾被国际刊物以“波涛汹涌，滚滚向前”为题进行报道。有人预测，中国有可能在2012年或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论文产出国。
然而，与强大的论文生产能力和庞大的期刊数量不相称的是，中国在国际科技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期刊并不多。近年在乌利希期刊指南所收录的全球两万三千多份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中，美国的学术期刊占了34%，中国的期刊大约只占到2%。
在科学家言必提及的学术期刊中，比如《科学》、《自然》和《细胞》，更是毫无中国期刊的身影。一些中国办刊人认为，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中国学术期刊界要办出自己的名刊。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总编张月红最近在构思一篇文章，想要投到美国的《科学》杂志去。“尽管可能投不中，但是我想写，说中国的编辑也想出版能被全球认可的学术期刊。”张月红说。《科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墨西哥办刊人的来信，信中介绍了墨西哥的一本医学期刊是如何成功走向世界舞台的。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认为，中国人办世界影响的期刊“是客观需要”。“如果我们的优秀成果能在国内办的优秀刊物上率先发表，则有利于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他说，“我们想想，克里克和沃森当年的双螺旋发现，是在英国做出的，也是在英国办的《自然》上发表的。”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历史案例，是居里夫人发现镭之后，坚持将论文写成波兰文，投回自己的祖国。
走出落后圈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刊于2000年，作为一份大学学报，它的名字就显示出它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的大学也会办学术期刊，但并不存在与中国的大学学报相对应的刊物。中国的大学学报被国际期刊界称为“校园刊物”，这个标签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偏见。
张月红曾经申请更改刊名，未获批准。于是她在刊物英文名的后面加上了“Science”（科学）一词，以显示这个“校园刊物”是与众不同的。
创刊后两年，张月红带着这份刊物去见SCI的人，寻求被SCI收录的机会。对方看到期刊名称中含有“科学”字样，提出一个刻薄的问题：“你们这个期刊搞得那么综合，能和《自然》、《科学》比吗?”张月红一时语塞，她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马上反问了一句：“中国所有的好文章都能发表在《自然》和《科学》上吗?”对方笑了起来。
这次《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没有获得收录。根据SCI的评估规定，一个期刊被拒绝后24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
中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一份自己的学报。武夷山推测，中国的大学都曾经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有自己的食堂、自己的幼儿园，甚至自己的子弟学校、自己的医务室，那么，大学当然要有自己的学报。
大学学报近年来的处境越来越尴尬。一方面，大学学报上的论文大部分质量不高，它们被批评者称为“垃圾文章”，大学学报因而也成了“垃圾刊物”。另一方面，刊号迄今是紧俏的，因此，即便大学学报的存在价值不大了，却谁也不愿意丢掉那个刊号。“刊物名字没办法改，就只能借这个名字做好做精了。”张月红说。在刊物的草创时期，浙江大学将它确定为学校的一级期刊，研究人员将论文发表在这里与发表在其他优秀期刊上一样在校内会获得较高的学术评价。这个措施让它从一开始就能吸引到较为优秀的论文，从而让“马太效应”的出现成为可能。
刊物从2003年开始实行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同行评议是编辑部收到论文后约请同领域专家匿名评审的过程，它是目前保证期刊质量的最有效手段。实际上，《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的办刊方法是紧跟国际规则与潜规则，加入国际上各个重要的检索系统。
在申请进入SCI出师不利之后，张月红就从对方的提问中悟出综合期刊是不行的，于是很快将这本综合刊物拆分，分成了应用物理与工程、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两辑。这个改变被证明行之有效，两本刊物都在2007年被收入SCI。
他们还借船出海，与全球知名的科技和医学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合作，使该刊的电子内容由SpringerLink最新数字化出版平台向全球发布，打开学术交流的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