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得对，比早发表更重要
5月19日，奋进号抵达国际空间站，AMS-02安装在预定的位置后，经过四小时的调试，从当天的9点35分开始，就发回数据。这些数据先传到在美国的马歇尔宇航中心，再传到CERN的AMS实验室，前后不到一秒钟。
丁肇中每天早晨一到实验楼，就拎着包先走进中央控制室，坐在大屏幕前观看空间站的运行，向值班人员了解AMS-02的工作状况。他告诉我：这是在美国本土之外惟一可以接收国际空间站数据的控制室。中间这块大屏幕显示的是国际空间站的位置和运行轨迹。你看，它现在正在中国南沙群岛上空，往东飞行，将越过太平洋，向美洲靠拢。它每九十分钟绕地球一周，其中四十五分钟是在白天，四十五分钟在黑夜。旁边那两块小一些的屏幕，几乎每秒就有一条斜线穿过，这就是AMS-02接收到的宇宙射线，由于宇宙射线的数量很密集，屏幕上显示的不到其中百分之一，大量的数据都在计算机中。
大厅的两旁就是一台台计算机，值班的科学家都专心致志地盯着显示屏，注意着数据和曲线的变化。丁肇中告诉我：“现在我们这个组由两方面的人组成，即负责仪器设备运转的工程师和负责数据分析的物理学家。值班人员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立即向我报告，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的手机都二十四小时开着，即使是晚上或出差在外，我每隔两个小时都要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一位跟随丁肇中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工程师告诉我，这是丁教授多年的习惯了，以前做L3实验时，他的“查岗”还要更严，连每个人正在做什么，都要问清楚。我曾问丁肇中：“您晚上每隔二小时就要打电话去‘查岗’，自己还能睡吗？”他一笑说：“可以的，我习惯了，其实这样心里踏实，反而睡得着，我每晚能睡六小时呐。”
每天下午五点，大家都汇集到丁肇中的办公室开工作例会，主要是汇报当天监测到的仪器工作状况。尽管是很普通的会，但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极其准时。大家五点不到就来到丁肇中的办公室门口，走道上、楼梯上，几十个人都站着，无论资深的科学家、年轻的研究生，一起静候着，准点一到，才鱼贯而入。二是安静。会议室绝没有丝毫杂音，谁在别人发言时发出细微的声音，丁肇中都会立即投以严厉的目光。
会议的认真，也是非亲眼所见难以想象的。为了与空间站的姿态调整取得协调，课题组起草了一封给NASA的信，希望国际空间站每次调整太阳能板和运行姿态前，能提前通知他们。就这么一封信，丁肇中每天都在会上主持讨论，亲自拿着一支激光笔，在投影屏上逐字逐句地斟酌、修改。这样，竟然天天讨论、修改了两个多星期，这封信才正式发出。
下午四点，是物理学家的会，分析收集的数据。这个会每个人都可以发言，也可以交头接耳。丁肇中说：“做物理分析，要求有天分，但更要鼓励创新思维。有时，一个很聪明的学生，可能提出很有价值的想法。物理学的事情，不在于你是否有名，是否是主任。”
尽管AMS-02仅三个月就获得了超过以往五十年的数据总和，但是丁肇中说他不会轻易发表文章。他说：“决不能提前发表文章，越是往后发表文章越好，做得对比发表早更为重要。一切都要做到最精确可靠。任何错误都会对国际上这一领域的长期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他告诉我，文章至少得一年以后才会发表。一方面是没有人和我们竞争，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准确。严格地说，现在仪器还处于校准阶段，你要发表一篇文章，别人又不能检查，如果有误差，就可能对今后产生长远影响。所以一定要小心和谨慎。准确的数据分析，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处处体现在这位诺奖得主的身上。一天，他把我叫去。原来，他应江苏省领导邀请，将于下个月赴南京，在一个国际性会议上做一次讲演，时间是十分钟。他让我听一下他的试讲。然后让秘书看好时间，一字一句地很认真讲了一遍。“用了多少时间？”他问。“九分半。”秘书看了一下表。“这样讲行吗？你提提意见？”他把脸转向我。我当即被这位科学大师的认真态度感动了，不知怎么说好。想了一下，就说：“您还有半分钟多余的时间，是否最后的两点结论，可以再讲得具体些。”他立即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时，我忍不住说：“教授，您就是超过一些时间，又有什么关系呢？”“不，我从来是遵守时间规定的。”他又告诉我，每次受邀请去演讲，他都要试讲五六遍，甚至多达七遍。他的身体力行，形成了组内的规矩：凡被邀请外出做演讲、报告，都要先在内部试讲。
兴趣是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原动力
没有亲身体验，就理解不了科学研究的枯燥和辛劳。任何一项成果和发现，都是对意志和耐心的巨大考验。丁肇中曾把当年发现新夸克的实验，形象地比喻为在一百亿颗雨滴中，寻找一颗彩色雨滴。而今天寻找宇宙的反物质粒子，发现率或许更低于百亿分之一。十七年的艰辛，才只是刚迈出了第一步。今后，他们将守望着浩瀚的宇空，十年、二十年，在上千亿的雨滴中，寻觅那不同色彩的异常雨滴。这股能持久坚持的动力，来自什么？
“是兴趣。”丁肇中说，“兴趣是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原动力。”
“您从事研究已几十年了，难道这股兴趣就不会减退吗？”我问道。
“因为我不断地在做新的实验，因此就不断产生新的兴趣。”他的回答很简单。
“但每项实验，都要经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漫长过程，您是如何保持这一兴趣呢？”我又问。
“过程确实是艰辛的、枯燥的，但结果是令人兴奋的。”丁肇中说。
这使人不禁想起了爱因斯坦的话：“工作的最重要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曾说：“只有那些对发现抱有真正兴趣和热情的人才会成功。”
丁肇中回忆说：“我开始学物理学，我母亲非常反对。因为当时学物理的人，不容易找到事情做。我父亲没有发表意见，但从来往的信件中看出，他当时也并不赞成。我就对母亲说：‘我的兴趣和前途，是我的事情，让我自己决定吧。’母亲说：‘既然你有如此看法，我就支持你吧。’我母亲是从事教育的，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他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能理解我的想法，支持了我的兴趣和选择。”
当年父母对自己志向的理解、支持，也延续在丁肇中身上。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不是学物理的。他风趣地说：“我两个女儿最感兴趣的，是怎么管理我这个爸爸。”儿子刚大学毕业，也有自己的志向。这次奋进号发射成功后，儿子在庆贺的酒会上说了一番话，让丁肇中很是感慨。那天，大家正谈得欢，儿子突然站起来，说要讲几句话：“今天，对我是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我更懂得了自己的父亲。我父亲总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做，每件事都做得很不容易。父亲开始做这件事时，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都大学毕业了。父亲对我的影响，真是很大……”
为了科学研究，丁肇中长期在欧洲的实验室，与妻子、儿女离多聚少。他第一个夫人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建筑师，由于其职业在欧洲工作受到限制，最后不得不与他分手，但始终保持着友谊，包括与丁肇中现在的夫人苏珊，彼此也是好朋友。苏姗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为了帮助丁肇中的事业，她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参加AMS项目组的工作，负责实验项目行政方面的重要事务，包括与政府部门的来往和方方面面联系。每年向政府的汇报，图表、文字、预算，都由她做。如今，她已成为组内的重要一员。
丁肇中崇尚简单的生活。在靠近CERN的法国境内，他的住宅就像一座农宅，茅草的屋顶、原木的桁梁。屋后有两排高大挺拔的松树。他说，当年就是看中了这些树，才买下这幢房。这里空气清新，远离城市的喧嚣，距离实验室也只有半小时的车程。他自己开车，早出晚归，周六和周日也都去实验室。他平时的锻练，主要是游泳和健身器骑车。他说：“游泳和听相声，是我业余的爱好。前几天去台湾，饭店设有游泳池，我早晨六点起来，就游泳半个小时，在五十米的泳道上，游二十圈。感觉精神特好。也只有在游泳时，才不会想AMS。其它的时间，脑中都无法摆脱对这件事的思考。”
丁肇中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不高，更淡泊于名利。他告诉我：“这次发射成功后，有不少大学希望我到他们的学校去，给我的薪水比现在要高3倍。我说，钱对我个人来说没有意义，我不可能离开麻省理工。我是麻省理工惟一不教书的教授，学校对我非常支持。已经快五十年了，从1967年至今，五任的学院院长，以及校长，都很支持。我获诺贝尔奖时，校长是肯尼迪政府的科学顾问。我是麻省理工物理系第一个获诺奖的教授。学校聘我为讲座教授，拿出很大一笔科研经费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你说，我怎么能一成功就走呢？”
我说，AMS实验是一项有再次获诺贝尔奖希望的工作，教授摇了摇头说：“科学研究不能为得奖而工作，尤其是老想拿诺贝尔奖，这是很可怕的。”我问：“您当年发现新的夸克粒子时，想到过会得奖吗？”他说：“根本没有想到。那天，我正在实验室，接到从瑞典打来的电话时，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呐。后来，得知真的是获诺贝尔奖了，我还在想，肯定是评委们一时糊涂了。”他笑了一下又说：“物理学的发展太快了。一个人再有名，只能代表过去的贡献；你没有做出新的事情，很快就会被人忘掉。如果五十年、一百年后，人们还能记得我们这项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确实，过去几百年，人们对物理世界的了解，大多来自实验物理。正如丁肇中所说：实验是科学的基础，理论没有实验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实验可以推翻旧理论，创建新的理论。为此，他经常提到实验物理学的开拓者——伽利略：当年，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就是第一例加速器实验；他又第一个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天体，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
伽利略曾说，真理不在蒙满灰尘的权威著作中，而是在宇宙、自然界这部伟大的无字书中。今天，面对着浩瀚的宇宙，伽利略的后人们正在继续探索着自然的真理。他们传承了伽利略不畏权威、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他们是“当代伽利略”。
1979年，当罗马教廷为伽利略平反时，曾邀请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委员会，而丁肇中就是其中一位。
是历史巧合，抑或苍穹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