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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 曾是中国最顶尖历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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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突然断了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
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人说。尽管与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不明内情的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
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洗过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
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
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最底层的几张信纸。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
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衣裤越来越破旧，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链，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