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
处于教育改革舆论漩涡中心的南科大，最近爆出由深圳市长兼任理事长，同时政府再聘请两名局级干部去当行政副院长的新闻。这个新闻本身并不新鲜，但“传说”一旦成为事实，其本身还是相当具有冲击力。不管南科大和朱清时校长自己如何解释，在公众看来，至少去行政化这一愿景是不复存在了。
这在当代中国并非不合理。朱清时曾透露南科大遴选校长时的故事：本来他准备选择到故宫博物院任职，但后来，当时的深圳市长希望他能参加遴选，再加上好友的劝说，最终被打动了。朱清时解释说，深圳这种做法本来就很有魄力，所以自己也十分愿意参与。
或许在一般人眼里，是朱校长要办南科大，但事实却是深圳市政府要办南科大。说白了，深圳市政府是南科大真正的老板，而朱校长只是CEO。朱校长的很多理想真正实施起来，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去办。所以，过去、未来以及以后发生的一切，若以这样的视角去推论，理解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然而，是否因为南科大发展路径上与朱校长的梦并不一致的现实，便认为南科大的改革就没有意义了？答案应该并不完全是这样。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深圳市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乃至更高机构的博弈。
在前香港合作者眼里看来简直是“文化大革命”般的胡作非为的南科大“黄埔第一期”，正是朱校长费尽心思在中国教育制度的沉重铁幕上觅得的一条可以吸进自由空气的缝隙。
在中国，改革的成功大多来自“自下而上”的经验，朱校长此举是要做出一个“典型”，证明按照他设计的改革路径，能够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来，当然最好是能够证明这些人才更为优秀、更为实用。如果真正放手让朱校长去做，也是能够成功的。因为在现行制度下，中国最好的大学只是在用最好的老师去培养最会考试、最听话的学生，但这与我们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雄心壮志南辕北辙。朱校长以及到目前为止仍矢志追随他的44位教育改革践行者正在做的事情是伟大的，无论这个社会实验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
成功或失败并不完全决定于朱校长和他的弟子，深圳市政府能否为他们撑起一片可以自由发展的天地，也许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就此而言，理事长和理事会的责任甚至超过校长。所以，对南科大的再行政化我们还是不要急着下结论。
可以说，朱校长的梦圆之时，就是中国社会有真正创新活力之时。但是，南科大面临的毕竟是一个既成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攸关势力。所以，“难科大”此生注定就是以“难”字开头。“难科大”要不难，继续改革才是唯一出路——希望真正的深圳精神发扬广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11-07-2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