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在实验室工作。（资料图片） 江山/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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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调》，这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3月7日发表在科学网上的一篇博客。这篇博文迄今获得了近两万的点击量，且被转发引起广泛关注。
这篇博文的缘起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代表委员中的部分中科院院士，探究2011年院士评选中饶毅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落选的真正原因。
当时，在采访饶毅时，他先是提出没什么好说的，然后说：“除非有人有说法，我可以回复。”
饶毅和施一公所参评的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以下简称生科医学部）一共有128名院士，他们中有投票权的八九十名院士决定了谁能成为新科院士。在两会代表委员中，仅全国政协委员中就有12名生科医学部院士。
2011年的院士评选可能是近年来最受外界关注的一次，饶毅和施一公两个学界明星的双双折戟，引发了舆论对院士评选的热议。两人为何落选至今仍众议纷纷，有持“国籍说”的，也有持“回国时间太短说”的，还有持“私人恩怨说”的。
但截至目前，生科医学部除曾益新院士公开发表了外界看不出倾向的回应外，只有一位不愿具名的院士称是因国籍问题，而其他掌握有投票权的院士的声音暂付阙如。
两会上，中国青年报记者寻访了生科医学部具有投票权的数位院士，除两位不愿接受采访外，有3位院士对此发表了看法。但新科院士是由具有投票权的相关学部院士投票投出来的，一人一票，每个院士都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作出的决定。所以，接受采访的院士所列举的看法，没法代表其他院士通过投票作出抉择所依据的理由。
或许，这3位院士道出了两位优秀科学家落选院士的一些因素。但要探究饶毅和施一公落选的真正原因，必须逐个采访或抽样调查那些没有投赞成票的院士，而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他们为何落选院士永远是一个谜。
水平没问题，国籍被认为是落选的首要原因
对于饶毅和施一公的学术水准，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院士都作出了正面评价，认为符合院士的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副主任朱作言院士称：“我首先肯定，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好的科学家，就我个人而言，他们的科学水平是毫无疑问的。”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孟安明院士称，对两人的水平，“学术上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某知名大学教授、中科院生科医学部不愿具名的A院士坦陈在院士选举中给两人都投了赞成票，“（他们）学术水平没问题，国内的科学家也都认可”。
此前，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也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称，饶毅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他甚至表示，“其学术水平不仅远在同领域的第二轮候选人之上，也高于部分院士”。
对于饶毅和施一公先后出局的原因，接受采访的院士们认为第一因素仍是国籍问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章程”均明文规定，院士候选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
孟安明院士说，饶毅在教育部那里是出了线的（饶毅属于由归口初选部门教育部推举的院士候选人），他也参加过教育部投票，“但是事实上当时存在一点问题——他们的国籍，在推荐的截止期还没有弄明白，虽然他申请放弃美国国籍，但是申请放弃，美国国务院那边要正式通知，同意你放弃（才算数）”。
朱作言院士也称，国籍问题“可能也有些影响”，“他们的中国国籍还在（办理）过程当中。如果一年以前就完成了手续的话，我估计情况会好得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2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委会秘书长曹效业回应媒体称，两人落选院士与“国籍”无关。曹效业称施一公和饶毅的国籍没有问题，并称公安部给过一个函，说明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两人具有中国国籍，但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完，中科院学部主席团经过讨论后，认定他们拥有中国国籍。
A院士说，虽然有部委出函说他们正在解决国籍问题，“第一轮大家还比较理解，认为他们正在办手续，也许等到证实以后，国籍问题就应该已经解决了，所以第一轮投票过后施一公上去了。施一公上去的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饶毅排在下面，就卡住了”，没有进入第二轮。
A院士说，到了后面，大家对国籍这个问题还是有看法。“严格来说，没有解决就没有选举资格。施一公到了下一轮，等到投票的时候大家一讨论，国籍问题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但据了解，施一公到第二轮投票时已经出示美国国务院国籍取消通知。
饶毅2011年11月的博文指出，近十几年来，生科医学部还曾将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者选为院士、且迄今仍有不止一位院士未放弃外国国籍。
他在回应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称，在院士候选表上，他本人出示的是公安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证明”，上面有公安部钢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八条规定，“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取得中国国籍”，“这说明复籍证明是唯一能够证明入籍日期的法律承认的文件”。
回国时间短、贡献少也被列为落选原因之一
除了国籍问题以外，在国内呆的时间太短、贡献太少也被当做两人落选的因素。
此前，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饶毅和施一公刚从国外回来不久，“能对中国科学做多大贡献呢？关键在这一点”。
确实，《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也载明：“对于长期不在国内工作的院士候选人，在坚持院士标准的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其对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
饶毅2007年9月从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的岗位上全职回国，施一公2008年2月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岗位上全职回国。
在饶毅落选后，施一公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个人认为饶毅的学术水平非常高。他不是高产型的科学家，但他的每篇学术论文分量都很重。”
记者检索到的数据显示，饶毅2005年就带中国国内研究生发表中国25年来第一篇《细胞》论文，2007年以后在《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文章4篇。
但有院士称，在国外工作的人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比在国内工作的人相对来讲要容易一点，国内由于学术不端事件频发等问题，导致国际影响大的杂志对中国内地学者的论文评判标准更严，发表起来更难。“如果这样的话，以后大家都不在国内好好做，跑到国外去，国外的条件好、氛围好，我都去做好了再回来申请（院士），他这样合不合适呢？”
还有院士称，学术水准如何，也不能完全靠论文数量，“全世界发表论文的人那么多”。
孟安明认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要强调对中国科学做了多少贡献。“比如说，他在国内干了十年或二十年，我们不说他发表了高水平论文，他有可能培养了高水平的学生。而且，他入选了，水平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好的。”他说，从两人回国时间看，“可能有的人觉得时间比较短。就是说对中国的直接贡献，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A院士也称，确实有些院士有想法，认为他们没有回国真正做出多少事情来，同时认为，如果说学术水平高的话，国外多得很，“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回国没做多少事情，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回国以后不是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反而占用的资源太多”。
A院士称：“真正踏踏实实地为中国科技改变面貌的是一批比他们回来更早的人，当时并没有跟国家提出多少要求的人，中国科技出现现在的局面不是他们两个做了多少（工作）。”
此前，王晓东院士认为，饶毅对于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他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称，从1996年起，饶毅就协助推动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建立、合作建立和共同主持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协作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种参与，不仅海外无人企及，国内也极少。
批评科技体制被认为是走愤青路线
另有院士对两人在学术之外的活动有微词。
从2004年起，饶毅和鲁白、邹承鲁在《自然》增刊上发表过有关科技体制的文章，回国后，他又多次在博客上及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国内科技体制以及学术界风气。
引起反响最大的是2010年饶毅和施一公联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他们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但在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中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他们的举动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落选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曾益新院士在公开回应中称：“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关注国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发表过许多的意见和建议，对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的观点激发了大家的反思和讨论，这无疑对中国的科学事业是有利的。”
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有院士称饶毅是在走“愤青”路线，称他“高调”，“发几篇文章好像就能解决中国的科技问题？他说的那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
对此，饶毅回应：“如果我说的不切实际，其他人就应该提出切实际的方法，怎么老是看不见？”
另有院士称：“真正的科学家希望静下心来做事情，不是去跑到网上去说话。如果三天两头地在网上写这样那样的东西，还哪有时间来做研究呢？”
饶毅回答：“我从来就认为做研究是好玩，我从来不做‘刻苦状’，我写科普和科技政策批评文章，在海外没有影响我做科学研究，如果我真是天天玩还比他们做得好，应该汗颜的可能不是我。”
饶毅：我为何“被高调”
虽然以上看法并不代表所有院士作出投票抉择的依据，但A院士认为，据他看来，对两人没有投赞成票的，主要是出于上面这些原因。
对于回国时间短、贡献少的说法，饶毅的博文说：“不仅以前当选有时间短的，就是这次（生科医学部）的第一名，回国（的时间）并不比我们长多少，而肯定比我在国内做事情的时间少很多，且他在美国不过刚刚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
饶毅在博文中指出，生科医学部本年度当选者，与往常一样，多数做基础研究，以科研论文为代表性成果。“施一公全职在国内发表的优秀论文远多于中国任何科学家”，“有人提出不能以论文取人，而论文数量和质量远不如他的人，并无论文以外的贡献，却当选院士”。
对于“写博客没有时间做科研”、批评科技体制是“愤青”的说法，饶毅称：“在我回国前，我就亲眼目睹几个老院士围着科技部的处长赔笑脸。我们2004年的文章批评科技部以后，很多人，包括院士，在科技部官员面前能站得直很多，这是帮助中国科学家，还是不务正业？”
饶毅称，这就是文化差别。中国目前的文化，是做科研要显得刻苦奋斗、对人要显得低眉顺眼、对上级要显得唯唯诺诺。这些正是他反对、而且认为要扫除的文化陋习。饶毅认为，乐观积极，是中国应该多提倡的。
事实上，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获知有院士评价其“高调”的声音后，第二天，饶毅就发表了博文《被高调》。“我两种事情说的多，一种是科普，一种是推动风气改变，这两种都是做。如果生物院士自己‘贡献’良好风气、或反对不良风气，我就不用做这件事情了。他们不做，也希望我不做，我觉得这是典型的伪善。”
他直言不讳地称，他看不起很多批评高调的院士。他说，他们做了院士以后，没什么人能压制他们，但这些院士并不因此就做良心驱使的公德公益事。“如果他们齐心协力，坚持一段时间，批评和消除科技界的不良风气，应该是可以有一些作用的。但他们很少出来，证明人一旦妥协，一旦为私利找到借口，就不会在得到稳固的地位后为公德作贡献。”
他在博文中写道：“我几篇简单儿科性质的批评文章，显得高调。有权力、也应该有义务的院士们，常常在不良风气面前很清高，不吭气、不作为，是我‘被高调’的重要因素。”
“高调不是坏事，对坏事低调才是坏事。” 在这篇博文数百条表示支持的评论中，有网友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