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王文采，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26年6月5日生于山东济南。194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的研究。对被子植物的一些重要的大类群，如毛茛科、苦苣苔科、紫草科等进行了深入的分类学与系统学研究，共发现20个新属，540个新种。在深入研究许多植物现代地理分布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植物区系中的16个间断分布式样。根据对我国96个科植物分布区的分析、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分布式样和3条迁移路线，并提出了“我国云贵高原一带可能是被子植物的发展早期在此形成了发展中心”的论断。王文采主持的、全国共有130位专家编著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荣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还获得了中科院等部门多项奖励。共发表论文100余篇，著作10部。
■本报记者 陆琦
中国的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我国植物分类学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比如：经过40多年、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中国植物志》，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具有科普及研究价值的工具书《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在这两项工作中，有一个人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投身植物分类学研究60余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
只要一和人说起植物，说起出外考察的经历，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就兴趣盎然。尽管早已没有了科研任务，可他仍割舍不下倾注了一生心血的专业，“除了一周去趟标本馆，其余时间都在家研究，希望多少做点工作”。王文采说。
两位恩师功不可没
1945年，王文采从北平第四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他对植物分类学产生兴趣，是源于大三时上的植物分类学课。
“大三开植物分类学这门课，由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林镕先生任教。那时候，我还没对分类课特别有兴趣，就觉得他讲得挺好。”王文采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林镕讲课的时候，一手拿着植物标本，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绘图，讲述有关植物的科、属特征。
1948年5月初，林镕第一次带全班同学到玉泉山野外实习。那一次的实习给王文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花的紫花地丁、蒲公英……林老随手采起开花的标本，讲这个植物所代表的科属特征、花的构造。我特别佩服林老，什么植物他都认识。”
受林镕影响，王文采常在暑假独自到郊外跋山涉水，八达岭、门头沟、西山……采集了许多标本，并就地绘出许多植物的外形图和花部构造图。
王文采采了不少灌木、草本植物的标本，遇到问题就跑到林镕家里，请他鉴定标本。“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编写《福建植物志》，壳斗科、樟科等科的文献、笔记都是手抄的，一大堆。画图、写字都很漂亮，我非常钦佩他，是他将我领入植物分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
如果说林镕把王文采领入了植物分类学的大门，那么胡先骕先生将王文采真正引入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之路。
王文采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动物分类学、生物技术和普通生物学三门课的助教，而非他最喜欢的植物分类学。
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从内地回北京，同时任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兼任教授，担任他助教的恰巧是王文采的师兄王福全。王福全知道王文采对植物分类一直很感兴趣，他热心地将王文采介绍给胡先骕。
1949年初冬，胡先骕把王文采找去了。当时的场景，王文采还清晰记得。
“胡先生说话有点儿结巴，他说：‘我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有兴趣，你帮我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你觉得怎么样？’我听了特别高兴。胡先生还让我找静生生物所标本馆负责具体事务的总管夏纬琨先生领稿纸，还派景天科专家傅书遐先生把5000种植物的一个名录给我送到师大。”
其实那时候，王文采只有大三时植物分类那点儿知识，还没学过植物学拉丁文，植物分类学的文献看不懂，考证的方法也不懂，《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也没学过，根本没有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的能力。但是，他就是有兴趣，硬着头皮到静生生物所看标本。
不久，中国科学院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植物部分、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和上海生物科学社植物部分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在胡先骕的极力推荐下，王文采从北平师范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开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
野外考察乐在其中
作为一位植物分类学家，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王文采一直致力于野外考察工作，先后到过广西、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等省区，曾深入到许多人迹罕至之域，获得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
“第一次去野外调查、采集标本是在1950年。”王文采记得当时刚调到植物所，所里决定编写《河北植物志》，为了编写此志需要采集早春开花的植物标本。1950年至1951年间，王文采曾先后到上方山、百花山、小五台山、雾灵山、六里坪子等地采集。
1953年，全国范围的综合大考察开始了。1953年4月到11月，王文采和李世英等人组成广西队到广西西南部考察橡胶宜林地。
“参加广西队考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南下过长江到达华南，在汉口下火车乘渡轮过江，那时武汉长江大桥尚未修建，看到清澈东流的浩荡江水，不胜激动；到广西后见到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真是高兴；最使我高兴的是在龙州大青山山谷中，第一次见到了茂密的热带雨林，令我兴奋不已。”现在回想起来，王文采还很兴奋。
在那次考察中，王文采要协助队长李世英搞好宜林地调查，并负责撰写报告，还有不少植物群落调查工作，任务繁重，但他还是尽量找时间，解剖一些热带植物科、属的花，并尽力绘图。
1954年，王文采又到江西武功山进行采集和植物群落样方调查工作。“这次在武功山考察，如同在广西龙州大青山首次看到热带雨林植被一样，我第一次看到我国亚热带中山地带的以樟科、壳斗科植物为优势种的常绿阔叶林，眼界大开。”
1955年，中苏云南联合考察团成立，两国科学院的动植物研究人员合作考察云南的生物区系。植物区系调查区域选择在云南东南部屏边大围山一带。
“看到这么丰富的植物区系，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绝大多数树种以及灌木、草本都不认识。”王文采向记者描述，山谷中的热带雨林极为茂密，其林层结构和植物种类，比1953年在广西大青山看见的丰富复杂，低山山坡上散生的高大的董棕，形成了一种独特景观。在雨林中，多数高大乔木都有光滑、浅绿色的树干，枝下高度很大，很难攀援，向上望去，不要说花、果，就是叶子的形状也不容易看清楚。后来到大围山，一天夜里大雨倾盆，在全队下山途中，经过来时走过的一段二三百米的山谷，只见原来茂密的森林已全部被冲到山谷中，树干杂乱地覆盖了整个山谷。看到这种景象，对大自然的巨大威力，大家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恐惧。
“野外考察很多时候是非常危险的。”1958年11月，在云南勐腊热带雨林考察中，王文采不幸得了恶性疟疾，连续高烧，只好返回昆明，住进昆华医院。到12月，他病势越发严重，多日高烧不退，吃药不见效。在这危急时刻，昆明植物所四名青年同志为王文采输血1600毫升。“这一大罐血输到我体内后，体温才逐渐降下来，也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从1950年春开始野外调查，数十年间，王文采多次到达我国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考察植物区系，尤其在西南山区看到不少能挺过冰期孑遗下来的活化石种类。“我没有去过新疆天山、内蒙古，很想去看看那里的植物区系，但现在身体不允许了，实在遗憾。”王文采说。
学术研究志向不变
1953年，由植物所分类室主任汪发瓒提出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以解决全国鉴定标本的需要，并决定先编豆科和禾本科服务农业。汪发瓒和唐进两位单子叶植物专家放下了兰科、百合科等科的研究任务，亲自领导豆科的编撰。分类室的全体人员都投入到此项工作中。与此同时，全国搞禾本科的专家都集中到南京大学，由禾本科专家耿以礼牵头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的禾本科部分。
“那时候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尤其是汪发瓒和唐进两位老先生做的工作最多。但1956年，两位老先生离开了分类室领导岗位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就流产了。”
王文采补充道，1955年《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豆科》出版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的蕨类部分单出了一本，1958年出版了《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共出版了三本。
1958年，商业部和中科院联合开展全国野生经济植物大普查，还有一些大学教授提出在10年内完成《中国植物志》的编著。随后，中科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纂委员会，全国从事分类学研究的专家都投入到《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工作中，包括王文采所在的分类学室。
“实际上，编写植物志需要长期的积累，《中国植物志》的多数科都很复杂。像秦仁昌先生编写的第一卷，那是多少年的积累。”王文采说，“分类学有两个基础条件——文献能否收全、标本能否收全，都不容易做到十全十美，而且分类学有不少类群难于区分，困难的问题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解决的。”
1965年初，植物所分类室抽出10个人，脱产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王文采和崔鸿宾、陈心启组成领导小组，由王文采负责。“他们俩主张采用图鉴的规格；我主张采用图说的规格，就像植物志，附检索表，好找区别特征。争论了好久，最终我妥协了，就用了图鉴的规格。”
就这样，10个人从1965年5月开始编写工作。“那时候大家都三十八九岁，干劲很大。”到1966年6月，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半多都编完了。可是，“文革”来了，编写工作也就停止了。
1969年，由于珍宝岛事件，我国和前苏联关系紧张，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开始备战。同年11月，王文采等编写了《江西中草药》。紧接着，《广东中草药》、《湖南中草药》、《湖北中草药》等也都编写出来。
“全国掀起了中草药运动，各个地方陆续将鉴定不出来的标本寄到植物所，这使大家又认识到《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编著的重要性。所以，从1971年起，因‘文革’而停工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又恢复了。”
1971年，汤彦承组织了编写图鉴的五人领导小组，老中青“三结合”，包括汤彦承、王文采、曹子余、吴彰桦、邢公侠，实际管事的是汤彦承和王文采，全分类室都参加了进来。“把第二卷没写完的补上，很快就把两卷的稿子写出来了。出版社也很支持，当时他们工作人员都下放五七干校了，我就到通县印刷厂当校对。”
王文采告诉记者，前两卷出来后，向全国征求意见。主要有两点反馈：不少大属选种太少，比如，柳树有200多种，只选了20种；另外，没有检索表，近缘种类间的区别特征没有说明，难于鉴定。“可是第二卷已经出了，只能出补编来弥补不足之处，就是补充第一、二卷的大属的种类。这一增加，除了补编二卷，正编四卷变成了五卷。”王文采说。
到1983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共出版了正编5册，补编2册，收载我国高等植物近15000种，其中9082种配有墨线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植物图鉴类著作。在王文采看来，《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是个普及的工作。在全国，不光是对分类学，对农林、轻工、资源植物利用等方面，以及植物学教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7年，王文采作为第一主持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对此，王文采只是淡然一笑，“它是全国合作的一个产物，我没做什么事，主要担任了组织工作。”
在《中国植物志》完成后，王文采一直强调研究视野要开拓到世界范围。“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志书？就是因为他们200多年来一版一版地进行修订，一次比一次进步。而我们现在，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深入去做。”
不过，近几年，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似乎陷入了低谷，各个省区的植物所分类学的研究力量有所减弱，高校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分类学的课时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蚕食。这令王文采既担忧又无奈，“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王文采说，“中国那么大，东西南北中，总要有些人把分类学这方面的工作搞下去，地方植物志的修订，地方植物区系的研究，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少，工作量不小，总要一点点搞下去。”
《中国科学报》 (2012-04-02 B2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