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对话
“富几代”并不重要，“学几代”才是我们追求、社会需求的
钱旭红：听了您的演讲非常有感触，有两点对年轻人最有启发，一是如何学会学习，二是如何学会创造。由此我想到，具体的科学研究和个人发展之间有着相通的价值观，比如您讲到血流的直线和弯线，弯线处往往也是人生的分叉点、改变方向之时。
一个人的培养来自教育——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更离不开家庭教育。您如何看待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钱煦：我从家庭教育中受益极多。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爸爸，您是完人》。父亲很少对我们说教，但是，我们做人做事都以他为榜样。相对于父亲的寡言身教，母亲则十分热忱外向。对于我蒙受的家教，我非常感恩。一个人能做多少事，一方面来自先天父母基因的遗传，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益于父母后天的言传身教。
钱旭红：从人才培养角度而言，前辈从事音乐研究，后代耳濡目染更容易入门；但也可能有逆反心理而拒绝音乐道路。现在常把社会阶层的流动不畅归咎为负面的家庭教育，比如“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您怎么看这些影响？
钱煦：我父亲是学化学的，我们儿辈都没有继承。我学医，我大女儿也没有学医。拿我们杭州钱氏而言，我是第36世后人，“富几代”不重要，可是“学几代”从不同途径对国家、社会、人类有所贡献，这是最重要的。
再经过两代人努力，华人在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步接近犹太人
钱旭红：华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断升高，但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犹太人，他们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学术等方面，这也得益于犹太人的家庭教育。您觉得，华人与犹太人的家庭教育有何区别？钱煦：您说得很对。犹太人移入美国已经有很多代了，中国人只有两三代。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在科技、工程领域做事，比较容易立足。但从政治、经济方面进入到主流的很少。可是我们的下一代，语言和生活习惯都已美化了，与当地的民族已融成一片。他们有自由选择，只要喜欢的话就可以选择从政治、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等不同途径进入主流。我想，再过两代，中国人就可以和犹太人分庭抗礼，共享影响力。犹太人和中国人的相同之处是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
钱旭红：我认为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氛围教育。任何父母都是不完美的，因此也不能要求孩子一定完美，如果孩子根据个人志趣成为他自己，教育就成功了。
钱煦：我内人最反对把自家小孩和别家小孩比较，她会及时阻止别的父母这样做。人均有长短，应尽量表扬孩子优秀的方面让他有信心。
大学重要的功能是教会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要从基础做起
钱旭红：学生通常希望通过大学学习能找到好工作，这是大学的授业功能，大学另外功能是通过知识传授达到思维的训练，培养更完美的人。您如何看待大学的功能？
钱煦：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让年轻人在思维和行为方面成长、成熟，不仅教课程里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具备学习的潜能。不要只将学生的就业作为终极目标。职业和事业不一定相同，如果从基础训练做起，使两者相同最理想。
钱旭红：您怎么看待社会和大学的关系？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是引领社会，还是被社会引领？比如校园里很多学生跳街舞，如果街舞是大学生发明的，全社会跟随，学生就为社会做了贡献；如果是失业青年发明，却影响了整个校园，那学生在引领文明和创造新的行为方式方面就不如社会。您认为呢？
钱煦：大学生进入社会后要适合整个潮流，一方面要跟大家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要体现领导的作用，让社会进步。判断力很重要，就像街舞，是否应该提倡呢？大学要让大家有自己决定的能力。学校可以引导学生怎么样做，但最终还是要学生个人能够判断。既要教导，又不能干涉太多，这两者之间的权衡是很微妙的，孩子没有完全成熟前，家里靠家长，学校里靠老师来及时引导。如何和学生有效沟通很重要，一旦学生理解了父母、老师是为他们好，沟通得出的办法就容易实践。
大爱训练应该从小就开始，理工科学生需要一定人文修养
钱旭红：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过去以传经为主的欧美大学，还是古代中国教授做人的太学书园，目前都发展到了现代大学，通过知识传授赋予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爱，爱社会、爱自然、爱他人，简单说就是“大爱”。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批判精神，对任何事情首先就是质疑。您怎么看这两点？
钱煦：这两点非常重要，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有了“大爱”，我们才有机会成长。反之，国家和社会也要靠我们每个人，互相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培养大爱，从小就要训练教育。家庭、学校都要努力去做。学文科和做科研的人都是一样的。至于理工科跟人文的关系，做科学的人懂些文学，学会写和说非常重要；做医生的人一定要了解人文社会的关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也必须了解科技的原理。
质疑是很重要的，科学要依据客观的理论，用实证来判断，以此追求真理。质疑时的态度需对事不对人。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奇妙，我常身在其中而不察觉
钱旭红：您用工程学的方法理解血液的循环，属于医学的范畴，也是现代科学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比如从道家、《易经》研究出了中医的整体疗法。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有哪些相似或者不同，对科研有何促进？
钱煦：中国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常身在其中而不察觉。
太阳系中，地球和其他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另一个极端就是碳原子内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移，尽管两者大小差别是10的22次方，可是它们的原理是相似的。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放之则弥六合，退之则卷藏于秘”，放开的话能包含整个宇宙，退回来时看都看不到。这代表天地中无论巨大和渺小都包含的真理。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夏至一阴生，天时渐短；冬至一阳生，日晷初长”。夏至是日子最长的时候，但从那天起日子就开始越来越短。冬至则相反。这两句话包含很多哲理。我们看任何事情，不能只看现在，而应回顾过去，展望将来。这两句话和“道可道，非常道”一样包含数学（微积分）原理。先贤的这些想法对后人的影响是又早又深远。
信仰不完全是宗教，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合情合理地怀疑
钱旭红：科学的要素之一就是重证据、重理性，而宗教信仰的第一条是不可怀疑。如何看待一个有信仰的科学家，如何看待科学对信仰的批判，以及这两者的关系？
钱煦：宗教是信仰，但是信仰不完全是宗教。有了信仰，就有一种力量来使我们向正确方向去做，所以有信仰是好的，可是不能迷信。从事科学研究，就不能遵从“不可怀疑”，要合情合理地去怀疑。
钱旭红：信仰就像一个心理医生，使心灵得到安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说，如果人们讲的上帝是大自然固有的规律，我相信这个上帝，如果人们所讲的上帝是人格化了，多讲几句好话就跑到你面前，这种上帝我是绝对不相信的。
钱煦：是的。我相信整个世界有一定的原则，这就是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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