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科学》关注中国老龄化：中国能否从容“变老” |
|
——一项大型国际研究项目旨在找出问题答案 |
中国正在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
图片来源：TPG/GETTY IMAGES
从现在到未来的很多年，它将成为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权威信息来源。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聂华生（音译）和殷亦飞（音译）赴约前往一个便利商店，到达之时恰好店主在房间里午睡。原来访问一个50岁的女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殷亦飞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询问调查问题，继续着他们艰苦的探求：当殷亦飞问到该女性的年龄时，对方回答“青少年”。顾客在店里购买香烟、食品等杂物。而受访者有意回避了和财务状况有关的问题。聂华生表示：“有时人们会说谎，这给我们的调查造成了困难。”
“老龄”来袭
聂华生和殷亦飞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实地访员。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作为一项庞大的工程，CHARLS力图追踪一个世界上最重大的人口结构转变：中国正在进行的过渡——从一个年轻劳动力富足的国家转变成老龄化国家。这个由中国研究人员和美国研究人员共同设计的调查正在从超过1万户家庭和近1.8万名个人中收集信息——这些代表性样本都是超过45岁的中国人。
中国在变得富强前经历了人口的老龄化——这个巨大的转变将使经济、医疗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感受到压力。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使家里唯一的孩子要承担照顾年迈父母的重担。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2%，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据将上升为34%。美国加州圣塔莫尼卡市兰德公司中国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James P. Smith 说：“欧洲用了80年的时间完成类似的过程，在中国，这一时间却缩短至20~30年。”Smith也是该调查咨询委员会的一员。
CHARLS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负责监管，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IA）的525万美元的资金援助，以及其他渠道的支持（包括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CHARLS旨在调查中国老年人退休后的健康状况、财务状况及幸福指数。该调查于2011年在全中国范围内启动，并未参与该研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Donald Treiman说，“从现在到未来的很多年，它将成为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权威信息来源”。
据《科学》杂志报道，CCER经济学家、该调查共同首席研究员赵耀辉说，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CHARLS将是一个福音。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人口学家、监督该研究的学术委员会主席Yu Xie说：“CHARLS选择数据公开为中国其他研究树立了榜样。”
意义深远
2009年，一份在2个省份的试点调查结果公布，3年后，该项目的全国调查结果于去年2月份出炉。目前，一个由500名实地访员组成的调查团队再次集结，调查取样范围将涵盖城市居民、藏族牧民以及蒙古族游牧民。第一轮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受访者的血压、身高、体重、腰围、肺功能，以及是否感到虚弱无力等生物指标问题（还会涉及经济状况和生活满意度问题）。该小组还收集了血液样本以研究贫血症、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等问题。
迄今为止，CHARLS的结果为中国1.85亿60岁及以上人口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近四分之一的老年人生活贫困，40%具有明显的抑郁症状，超过一半的人患有高血压。在中国已经极大地扩大了医疗覆盖率的情况下，这样的结果依然令人担忧。
从肌体疼痛到抑郁症等许多健康指标来看，女性的身体状况比男性更差。便利店女老板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当殷亦飞问她是否在前一天的某些时候感到不开心时，她回答说，“我每天都过得不开心”。这位女老板在认知能力和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也很差。认知差距问题在老年人群中更为显著，因为相比男性，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与此同时，营养以及其他因素也可能具有重要影响，Smith注意到：在老年人群中，性别歧视是根深蒂固的思想。
该调查拥有一个美国模型：健康与退休研究（HRS），这是NIA资助的一份调查，2.2万名超过50岁的美国人参与其中，内容涵盖健康、社会问题以及资产状况。人口统计学家Richard Suzman是HRS项目（1992年启动）的监督员，目前领导着NIA下属的行为和社会研究。他已经帮助超过30个国家（包括韩国、日本和印度）启动了类似的人口老龄化研究项目，并鼓励加深国际合作以确保国家间的调查方法和数据共享采用统一标准。对Suzman来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研究势在必行，刨去其他原因，他说：“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将间接影响中美关系和贸易。”
2006年，Suzman与CCER合作监督一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调查，并要求将数据发布在网络上。这唤起了赵耀辉的回忆，当时她还是一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为了撰写论文而返回中国，徒劳地收集着完成论文所必需的数据。
遭遇挑战
在中国进行人口老龄化调查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首要问题便是如何选择样本。中国的一些地区没有邮政地址列表，并且政府对进城务工人员租住房的情况掌握也不够。因此，调查依靠的是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者将每一栋在谷歌地图中呈现的建筑标注出来，然后将每一栋建筑内的房间绘制成表格，从中随机选择调查样本。
文化差异给调查带来了其他困难。当询问受访者年龄和生日时，采访者需要核实该回答是基于阴历还是阳历；很多中国老年人记得出生日期和其他按农历算的重要日子。同样，当被问及关于健康的问题，老年人的回答往往包括使用中药的情况，以及很多来自不同渠道的被拼凑在一起的健康信息。赵耀辉说：“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医生。”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兼该调查的负责人孔涛（音译）说，该调查还要处理好中国语言和方言多样性的情况。根据学生访员所说的方言，组织者安排他们去不同的地区调查，但是在一些地区不得不借助翻译。孔涛说：“这会导致误差。”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居民变得越来越警觉谨慎。孔涛说：“社会信任度很低，陌生人敲门时人们会敏感多疑。”不过，首轮调查还是获得了较高的回应率（81%）。
与此同时，该调查有助于促进政策讨论。提高退休年龄的建议——低级别的女性工人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为50岁，同等情况的男性为60岁。Smith说，诸如高血压一类的疾病，很多情况未能作出全面性诊断，这一举措能帮助政府更好地规划医疗保健支出这一紧急任务。
中国正在努力克服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弊端，该调查给研究人员一个及时了解政策变化和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的机会。Smith指出：“未来20年的动态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段歆涔）
《中国科学报》 (2013-08-29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