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最近，成都一位高中女生考上大学后，其父亲认为“上大学无用”而拒绝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的新闻，颇引起一些议论。在相关的网络调查中，有71%的网友赞成“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也间接地赞同这位父亲的见解。
以“有用”与“无用”来衡量大学，自然是不妥当的。大学之“用”与实用之“用”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可能像后者那样，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也不能用现实的“用”与“无用”的标准来评判。
从这个意义上，这位父亲的见解未免有些狭隘。但他的一句 “上大学无用”，却不仅代表了社会上的很多人对于大学教育现状的认知，也部分地揭示出了当下中国大学在“用”与“无用”间无所适从的基本现实。
我们不应忽视“应试教育”背后强烈的功利诉求。长期的“应试教育”既让学生变得功利，也让家长充满了功利的期待。家长大量精力和经费的投入，即便完全出于无私、为了孩子的需要，也不可能没有振兴家族的意愿。许多人对大学的期待，不是为了让孩子在整体上变得像个受过大学教育或大学训练的人，而是让他们变得不普通。而这个“不普通”的标准，又往往是世俗的，以工作好坏、收入多少和职位高低来衡量。
但进一步观察也不难发现，当下大学追求的几个“大数据”，比如大学排名、获奖数量、科研经费等，没有一个不是量化的，也没有一个不是实用性的。而从课程设计到课外活动组织，也都充满了实用的色彩。风气使然，就很难要求学生不实用了。
我们在大学里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把大学尊为知识的殿堂，而把大学当成一个历练自己生存本领的“社会”。有的学生甫一进校，就紧跟领导、利用老师，抓紧时间在同学中建立人脉关系。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是超强的，有着超越这个年龄段的成熟和老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只追求利益最大化，完全不考虑一点基本道德，完全不讲一点规则。
但这样的“追求”不是让他们“与众不同”，而是让他们越来越与大学无关，也就是说，他们经历大学教育后的“大学角色”已经变得模糊。
笔者曾经多次在课堂上说过，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上街戴着校徽，听见路人议论说：“大学生！大学生！”就装得像个大学生，装得久了，就成大学生了。但现在，除了屈指可数的两三所名校的学生，还有多少学生会去“装”大学生呢？
学生社会化，也是大学过分社会化的负面影响的反映。而这一切不仅与“实用”有关，也体现出了行政化的特点。
按照常理，在学校内部开设的商店，因为纯粹的服务性质，在税收、房租上都有优惠，但在有的学校学生勤工俭学承包的商店里，商品的价格却普遍比校外高。这不是在培养市场经济的意识，而是一开始就让他们体会到了行政性垄断的优越性。
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证明“知识改变命运”的合理性，却容易忽视这句话所含的强烈的功利性。因为这里面的“知识”既不包括生活或社会中的常识，也不包括那些没有实用性的人文知识，更与精神层面无关。它们主要指的是教科书上的知识，并且在多数时候以考试所考的内容为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90后”新生最不适应的是老师在大学课堂里讲大纲以外的“题外话”，因为这不仅超出了他们对“知识”的期待，也与考试无关。简言之，就是“没有什么用”。
上述那位考生父亲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书读得越多的人越迂腐，连基本生活自理都不会了”大概是一时的气话。因为这位父亲肯定不了解，现在即使是进了大学的学生，书读得也不多。很多大学忙于实际事务，似乎也失去了调动学生读书积极性的热情。
至于“生活自理”能力本该是学生在中小学时就养成的，它的缺乏主要是家长们纵容和娇惯的结果，与大学无关，但他所言也还是建立在朴素的观察之上的。
既然大学越来越实用化，评价的标准当然只能是实用性的，而最基本的实用标准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如果上大学仅仅是为了“找工作”之“用”，那么，大学之“用”当然只能转换成毕业生的就业率和收入的高低了。
大学之“用”在于它的丰富性，这个丰富性将造就出一个有思想、有涵养的人。这个纽曼古老的设想，也是大学最基本的立足点。然而，它之所以不断被实用之“用”所侵蚀，是因为大学正在丧失自主性，因而不可能产生出自信心和抵抗过分社会化的能力。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文凭的吸引力依然如故，大学却没有了魅力。
《中国科学报》 (2013-09-05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