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日下午，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石长沟村村民正在已经干枯的河沟艰难取水。钟敏摄
孔祥斌
虽然地处我国粮食主产区-——河北平原，马智敏的9亩农田却几乎收获不了粮食。
“之前试着种过小麦和玉米，长得都很差，现在只能改种耐旱耐盐的棉花。”这位居住在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安陵镇刘家阁村的农妇说。早在她20多年前嫁过来，这片历史上的沃土就已经严重缺水，耕地质量严重下降。
在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土地管理系教授孔祥斌看来，刘家阁村只是“中国耕地资源质量正面临严重挑战”的一个缩影。在今年年初发布于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的文章中，他忧心忡忡地表示：“我国适合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已经殆尽，耕地开发利用已经达到生态的极限。”
北方干旱缺水，却肩负起产粮的重任；南方水分充足，耕地面积却急剧减少
“这块地已经不行了！”电话里，50岁的马智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听村里的老人说，以前这块地土壤肥沃，地形平坦，依靠附近的河水就可以进行灌溉，是块上等的“水浇地”。
不久前，孔祥斌带领学生们来到昔日的“风水宝地”，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田里的泥土颜色白花花的，附近的河道已经干枯多年，地下水井越打越深，还有许多枯井。
近10年来，这位教授经常到田间地头进行土地调研。他带着GPS、剖面刀、取土钻等工具，有时候还从农民那里借来铁锨，甚至板车来运送采集到的土壤。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泥巴”被小心地保存在孔祥斌的办公室里。在一排排用盒子和密封玻璃瓶盛装的土壤样品中，有些被细心地按土壤层次碾成块状，从表层到深层分格盛装，形成一目了然的土壤剖面。
从挪威黑色的冰沼土、瑞典深棕色的灰化土，到我国西南部龙胜梯田的红褐色粘土，两排白色的木架子好像一个小小的泥土博物馆：苔原地带的清冷与桂林山水的明丽，空间的距离和地理的差异都被浓缩在这些毫不起眼的泥巴里。
“中国这么大，土壤类型非常丰富：像黑土土质比较不错；石灰土，即有石头的山地上的肯定不适合耕种；还有这黑钙土，为什么有一层钙土，因为碳酸钙含量高。”他打开电脑，指着幻灯片逐一介绍道。
不过，如今的鱼米之乡，早已不是人们记忆中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据孔祥斌介绍，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我国粮食生产的中心和质量中心开始向北转移，到了80年代已经转移到了黄淮海平原，如今东北大米占据了各大超市的货架。
在他看来，这种现象导致了我国耕地的扭曲错位——北方干旱缺水，却逐渐肩负起产粮的重任，南方水分充足，耕地数目却急剧减少。
两组数据印证了孔祥斌的观点。一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粮食产区——黄淮海平原，耕地面积不足全国的1/6，却生产全国近60-80%的小麦和35-40%的玉米。去年，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称从2000年起，13年来城镇用地增加4178万亩，占用的大多是优质耕地。
对此，浙江奉化市滕头村党支部书记傅企平感触颇深。在浙江、江苏和福建的农村调研期间，他看到了新建的乡镇企业与纵横交错的农村公路网，与之相对应的是若干被荒置和被污染的农田。
与产粮重心北移相对应的是水危机。“北方气候干旱，需要依靠灌溉系统，为了实现一年两熟，很容易造成地下水的过度利用。”孔祥斌说。根据他在华北平原进行的取样调研显示，地下水开发最严重的地方，已经打到了地下400米的位置，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地下水漏斗带，地面沉降的速率正在加快。
钢筋水泥的城市，已将周边的优质耕地埋葬掉了
对马智敏来说，选择种植棉花可谓无奈之举。当土地因缺水、盐碱化而变得愈加贫瘠之时，那种“眼看着地不行了”的感觉令马智敏十分痛苦。她一度不甘心，想要再搏一回，花钱打了浅水井用于灌溉，发现打上来的都是咸水。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种植棉花一年下来的收入，跟同村人进城打工几个月的收入差不多，辛苦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去平日不间断的悉心照料，收棉花的过程尤为艰辛。每到这个时节，她采棉花的手指蘸到露水就会发痒；“秋老虎”最为猖狂的光景里，毒辣的太阳穿透衣服的阻隔，晒得人皮肤刺痛。
如果不是因为年纪大不好找工作，她也想放弃这9亩地。“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继续种地的都是45岁以上的。”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博士生张雪靓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1980年至2000年期间的全国耕地面积变化图：代表耕地面积减少的红色标识密密麻麻地落在东部地区，而代表耕地面积增加的绿色标识则集中在东北、乃至西北的边陲区域。
如今，经过多年来的占补平衡和农民的自行开发，适合开发的后备资源更是已经殆尽。孔祥斌介绍，像西北地区的干旱土壤根本不适合耕作，而东北占用草地和湿地开发的耕地，虽然因为有机质的积累而肥沃，却不具有可持续性，还会威胁到北方区域的生态安全。
“北方湿地对保持物种多样性，保有地下水，防止土壤沙化和防洪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孔祥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优质耕地资源的消失，在大城市和东部发达区域尤其明显。国土资源部的报告显示，上海、天津、海南、北京可供开垦的未利用土地接近枯竭。
孔祥斌向记者讲述起北京顺义在上世纪80年代时的丰收盛况。这个现在作为首都国际机场所在地，曾享有“北京的乌克兰”的美名。因为耕地土壤好，产量高，秋收时节麦浪翻滚，“整个一大片金灿灿的”，孔祥斌双眼放光，仿佛当年的盛况就在眼前。
然而，几张不同时期拍摄的红外线遥感图却将人拉回了眼前。这些图片忠实地记录了北京的城市区域发展扩大的全过程。孔祥斌把图片上一圈圈扩大的高速公路形容成“风火轮儿”，随着风火轮儿越转越大，大片的耕地被分割成一块块的碎片，有些被进一步蚕食，有些因为土壤的功能弱化而被闲置，在这座特大城市周边保留下来的小部分耕地，已经开始身兼农业用地与生态用地的双重作用。
“生态用地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也是雾霾产生的原因。”孔祥斌指出，“钢筋水泥的城市，已将周边的优质耕地埋葬掉了。”
全球都面临粮食的需求，到2050年世界粮食需求量将比现在增加一倍
傅企平也感受到土地污染的严重。他在浙江、江苏和福建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某些昔日鱼米之乡的土地污染已经到了令人目不忍视的程度。甚至不需要像孔祥斌和学生们那样用专门的试剂检测重金属含量，单凭土地的颜色就足以知道污染的程度：原本应当是黑色的土壤，已经变成了铁锈般刺眼的红色。
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健全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土地管理法》，在其中纳入明确的土地污染监督和问责措施。对现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进行修订，制定有针对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
谈及耕地保护的建议，孔祥斌用了一个非常质朴的说法：像老祖宗那样，顺天应地，遵循自然的环境，恢复生态的多样性。
他认为，北方较为干旱，就改种一年一熟和耐旱的作物；对于地下水已近枯竭的地方，用休耕和轮耕的方式来恢复；还应该把东南部高质量的耕地优先划入永久保护的基本农田，避免再度流失。
一次在美国的经历让他很受震动。驾车从哥伦布到黄石的路上，他穿越了美国中部的玉米、大豆种植带。大片的土地显得很原生态，没有特别发达的排灌设施，主要靠自然降水，但周围丘陵环绕，树林茂密，耕地和生态浑然一体。
多年来，从位于黄海平原的城乡交错带北京大兴，到东北的粮食主产区海伦；从河套平原灌溉区的内蒙古达拉特旗，到西北干旱区的新疆阿勒泰，乃至位于山地丘陵区的云南，黄土高原区域的陕北，这位教授几乎跑遍了中国耕地的代表性区域。
“欧美等国家都非常重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他说，在全球都面临粮食需求的大环境下，联合国粮农组织曾预告过：到2050年世界粮食的需求量将增加一倍，才能满足届时新增加的23亿人口。
“每个国家的负担都不轻。”他严肃地说，“所以，保护好优质耕地和解决粮食的供给，我们只能靠自己。”
而对于马智敏来说，操劳小半辈子，一家四口却还住在一幢不起眼儿的平房里，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农用三轮车。
她现在就指望儿子将来能够考上大学，到城里工作，再也不用过这种“靠种地的生活。”（原标题：《耕地资源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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