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改头换面的东西，蒙外行可以，内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当然，在已经收到陈景润第二阶段研究成果的数学大家们看来，这个剽窃就太明显了。

■萨苏

1977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给中国方面发来一份邀请函，邀请“陈景润教授”前去作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

今天我们对“邀请函”已经习以为常，出国之前常常要给对方发个信：请速发邀请函来，以便我办理签证。在我看来这是“邀请函”的异化——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礼节，哪有催着人家邀请自己的道理？

陈景润先生当时的这个邀请函，则是货真价实的，对方连陈景润的具体身份都不知道，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就发来了邀请函，是诚心诚意希望有机会和这位数论研究的高手进行切磋的。

根据一些前辈的介绍，国际数学联合会的这个邀请背后，还有一段和剽窃有关的小故事。

被剽窃的，正是陈景润。

陈景润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为哥德巴赫猜想作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2的问题上。但是，在1971年或者1972年，某国的数学研究院却有一则消息传出，说是他们攻克了1+2的证明。

当然了，某国方面颇以这个成绩为傲，内部的表彰、宣传都搞得轰轰烈烈。

不料，第二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年会上，这个成果却遭到当时国际公认的一些数学大家共同的怀疑。某国方面十分不满，索性派研究出这个成果的科学家前往对质。

对质的结果，某国方面惨遭挫败。

失败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某国人是使用了陈景润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

陈景润先生研究1+2问题，成果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对1+2问题的论证，但方法极为烦琐，在关肇直先生的支持下，陈景润将这部分成果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当时的结果在国内数学界颇为轰动，但大家基本没看懂——也来不及看懂了，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展开，华罗庚、关肇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面停止；第二个阶段是1972年前，陈景润研究出了新的证明方法，并进行了广泛的验证，但是，这套内容不够系统，也很是晦涩难懂；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后，陈景润找到闵嗣鹤先生，通过闵先生的艰苦工作，终于理顺了头绪，这可是个艰苦的工作，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才弄明白陈景润的证明方法，自叹这次审稿三个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陈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

闵先生1973年冬天去世，说起来，要是没看这篇稿子，也许能够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呢。

某国方面这个学者，是借助了陈景润1966年，也就是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成果拿出来。而如传闻所说，陈景润第二阶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将部分成果写成论文，投交瑞士的某国际数学期刊。

这份稿件，一方面内容还不完全成熟，另一方面笔法颇有几分爱因斯坦的真味，瑞士那边基本上没人能看懂，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发表。

即便看不懂，参与审稿的有关科学家还是深受启发，从中受益匪浅。不发表不是水平不够，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说。这时西方数学界已经有了“陈景润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对他的研究颇有兴趣。

就在这时，某国人的成果公开了。

这种改头换面的东西，蒙外行可以，内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当然，在已经收到陈景润第二阶段研究成果的数学大家们看来，这个剽窃就太明显了。

于是，在对质中，只要对一些细节问题深入下去，某国学者就瞠目结舌——因为陈景润1966年的成果，毕竟只是在《科学通报》中发了一个简报，其内容并没有完全发表，其中细节可不是通过一个论文就能推断出来的。

某国人很丢面子。

那么，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脚，还要拿出来对质，某国科学界怎么会作这样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负责科研的某国官员，也不知道这是个剽窃的成果。如果归纳一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某国学者为了完成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务，不得不利用了陈景润先生的早期研究成果，弄虚作假。这个弄虚作假搞得很“科学”，因为陈景润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当时两国学术交流早已冻结，这个剽窃无疑没有人会到某国来抗议，而某国国内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中国人在几年前取得的这个成果。

应该说某国学者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当时某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也很少，陈景润寄到瑞士的稿件，某国数学界自然也无缘得知。

所以，当国际数学联合会的专家们产生怀疑的时候，某国官员是理直气壮而且深感不平的，至于具体作研究的学者，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有勇气来说明真相了，只有硬着头皮来对质，期望侥幸过关吧。

这次对质的结果，是“陈景润教授”的影响骤然增加，其消息传回国内，直接促进了对他的研究的重视，成了陈景润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开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