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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国内外的收入差距已经消失，但至少海归人才“物以稀为贵”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本土人才和海归人才“同工同酬”是有可能办到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同工同酬”并不意味着所有人才“一律平等”，而是不同水平的人才匹配不同待遇。

■本报记者 陈彬

李宇是今年就要毕业的一名博士生。最近，他成功应聘到北京某高校，即将成为一名青年教师。而当《中国科学报》记者问及这份工作的报酬时，李宇很坦白：“我不知道。”

在今年这个“更难就业季”里，能找到一份可以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李宇对薪金待遇的漠不关心并不难理解。但如果将视角扩大到整个青年教师群体，薪金和待遇问题便不能不被重视了。

不久前，针对高校中“海龟”“土鳖”在待遇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在复旦大学第48届校庆科学报告会上，该校校长杨玉良称，复旦将对青年教师中的海归人才和本土人才实行薪酬体系并轨。同时他还表示，对“土”“洋”人才实行“同工同酬”的时机“已经成熟”。

“土”“洋”同酬，时机真的已经到了吗？

老问题

高校中本土教师和海归教师差别待遇的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并一直持续至今。换言之，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然而在问题出现近20年后，如今高校教师待遇方面的“土”“洋”之差究竟有多大呢？

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举行了一场高校补充师资供需洽谈会。在此次洽谈会上，很多高校都开出了类似这样的条件：博士安家费8万元起，海外归国博士安家费20万元起。现场一所省属重点高校的招聘人员更是对媒体表示，今年在该校40岁以下的教师中，“海龟”可以比“土鳖”提前两年评副高职称。

应该说，随着近几年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潮”的涌现，海归的含金量已经在下降，但两者之间在待遇方面的差距依然如此明显。事实上，针对这一现象，早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就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引进一只海龟，气死八只土鳖。

“这就如同一样是因飞机失事而去世的两个人，仅仅因为户口有城市、农村之别，在赔偿上就会出现巨大的不同，这本身就是对生命价值的不尊重。”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中祥如是说。

林中祥已经在高校工作了几十年，但严格算起来，他还是一个没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土鳖”。对于所谓“土”“洋”之差，他是这样理解的：“在科研和职称评定方面，海归天然具有优势，毕竟海外学习经验会使其在论文发表和科研资源上占据主动。如果资源平等的话，‘土鳖’没有理由竞争不过‘海龟’，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有竞争，而不是在竞争之前就已经有定论了。”

在同一平台就应该同等竞争，这似乎是一个很浅显的问题，但有些问题却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伪问题

就在杨玉良发表讲话后没多久，该校历史系教授、著名学者顾晓鸣就看到了相关报道。然而对于杨玉良的表态，顾晓鸣有着自己的理解。

“我们不可否认本土博士和归国博士在待遇上有差距，但高校所谓的‘薪酬并轨’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原因很简单——高校本身不能决定教师的工资水平。”顾晓鸣说。

对此，他解释说，作为事业单位，高校的教师工资水平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同一岗位上，“海龟”和“土鳖”的待遇本就相同。能够产生不同的充其量只有住房、津贴、科研经费等，而对于根本性的工资制度，高校本身无权更改。

事实上，近年来复旦大学一直在尝试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的杠杆激发青年教师的积极性，但其具体措施基本都是以提高岗位津贴、课时补贴和科研补贴为主，并不涉及岗位工资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外界一些人认为的复旦将提升青年教师工资其实是一种误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教师的待遇远不止拿到多少钱这么简单，还包括发展平台、职称评定等。这方面，一些地方性政策便明显对海归进行了倾斜。

比如，作为我国高校资源相对充足的省份之一，广东省在职称评审方面曾有一个“绿色通道”。即在申请职称时，海归可以不受任何时间限制（包括获得学位时间），也不受年龄、资历甚至项目限制，只看在国外时的学术贡献。换言之，洋博士只要有公开发表的论文，不论是否博士期间所做，也不论作者单位，只看杂志档次与文章水平，这一条件要比国内博士优厚得多。

“目前很多学校规定，评正教授必须有海外学习经历，仅这一条就已经让海归人员占据了优势。事实上，如果从长远的角度说，海归人员所享受的‘隐性’福利其实要更甚于显性福利。”采访中，北京某高校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李江如此表示。

象征性问题

李宇在博士生阶段所学的专业是广告学。据他所知，广告学领域的海归在全北京范围内都寥寥无几。因为与自己构不成竞争关系，所以对于所谓“海龟”与“土鳖”的待遇差，他并不怎么关心。但在采访中，针对复旦要实施的薪酬体系并轨改革，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像复旦这样的学校，还会招“土鳖”博士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事实上，就在此次改革的新闻发出后不久，网络上已经有人质疑：“这摆明了复旦的大门要对土鳖几乎永远关闭……这是一场‘海龟’的盛宴。”

“不要说复旦，即使是像南京林大这样的普通二本学校，在许多学科，本土博士想要应聘成为老师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本土教师越来越少、洋博士占据主流的背景下，复旦的此次改革象征意义其实大于实际意义。”林中祥说。

作为复旦本校教师，顾晓鸣对此也表示了同意。在他看来，目前复旦每年招收的青年教师中，有海外背景的教师占绝大部分。况且对于“海归”这一概念，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明晰。“仅仅海外进修半年的算海归吗？出去三五年的就算海归了吗？得过国外奖励甚至得过诺贝尔奖的算海归吗？这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提法。”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薪酬并轨的象征性意义要比实质意义还大。

“本质上说，杨校长是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这一话题，我们可以得出两层含义：一是复旦充分尊重本土人才，将其看作与海归人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二是体现了复旦对自身师资力量的自信，即我们的‘土鳖’人才同样不差。”

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复旦的“自信”是否也可以被其他高校所借鉴。也就是说，在其他高校，“土鳖”是否与“海龟”同样优秀？

由于工作的原因，李江要经常和校内众多教师打交道。在他看来，“土鳖”人才在某些方面要更胜于“海龟”人才，比如“土鳖”人才更加接地气，熟悉本土环境，其与人相处的姿态也更低一些。“其实出国与否并不是提升教师自身实力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复旦的‘自信’并不应仅属于一所学校。”

可行性问题

无论复旦此举的象征性意义有多大，最终还要落到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当前情况下，海归与“土鳖”薪酬并轨，时机真的已经到了吗？

对于这一问题，顾晓鸣有着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支付得起优秀海归人才的高规格待遇。答案很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经济支持还是科研条件，我们的财力都没问题。此外，我们还需要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通过高规格待遇引进人才？”

就在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后，专门召开了一次外国专家座谈会。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

“对于引进人才，我们既有条件，也有需求。因此，从工作意义上讲，薪酬改革需要慎重对待。我们还是要给海归特殊政策，因为有时一个人才可能救活一个行业。”顾晓鸣表示，我们在改革之前，一定要对“海龟”和“土鳖”的构成进行分类，明确其能力和合适匹配的薪金水平。

“工资制度方面，向‘同工同酬’逐步靠拢是可以的，但需要仔细分析，到底‘土鳖’的工资如何？‘海龟’又有哪些类型？其工作科研状况如何？在进行周密的社会调查后，两套体系才能逐步并轨。”顾晓鸣说。

采访中，林中祥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我国长期以来在待遇方面对海归的“优惠”，其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仅就收入而言，我国开始引入海外人才的时期，国内外高校教师工资水平相差过大。在此背景下，要想引入高水平人才，就必须在收入分配上作一些调整。”

然而，这一状况如今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我们不能说国内外的收入差距已经消失，但至少海归人才‘物以稀为贵’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本土人才和海归人才‘同工同酬’是有可能办到的。”林中祥说，但需要注意的是，“同工同酬”并不意味着所有人才“一律平等”，而是不同水平的人才匹配不同待遇。在这方面，“土”“洋”人才不应有差别。

“如果真的是施一公这类的顶尖人才回国，给他特殊待遇没有任何问题，这是能力问题，与所谓‘公平性’无关。”林中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