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才妃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教师施兵在媒体上表示，两年来他发现，不管是普通大学英语教材，还是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推荐教材、教育部教学改革试点教材，均存在许多问题。他认为，编者拿着国家的经费编书，却错误百出，坑害学生，单位不察甚至充耳不闻，这一现象必须得到纠正。

在人们对教材乱象有普遍认知的当下，我们在钦佩施兵具有戳破“皇帝新装”勇气的同时，不妨先来讨论一下编教材是咋回事儿。

编教材不仅能给教师带来稿酬上的回报，还对其评职称、教学成果奖都有帮助。而且门槛较低，工序简单，有时甚至拉上一个学生团队就可以操作。如此，编教材就成为教师必争的“香饽饽”。

现如今，不少课堂上教师不用任何教材，追问其原因，在于教材不够精良。这其实也暴露出高校教材出版长期以来“宁滥毋缺”，而不是“宁缺毋滥”的情况。出版社把关不严固然是一大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作者责任心的缺失。

根据施兵得到的反馈，教育部将对编写教材设定准入门槛，打破“谁都能编写教材”的困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教材粗制滥造有所帮助。但新政策能带来多大的改观，还尚未可知。

如果将教材编写权交给教授，教授往往也是课题资源的优胜者，对编写教材无暇分身，难出精品；如果限定为某类高校，如交给“985工程”高校的教师编写，那么二本、大专院校学生可能会觉得教材过于深奥；如果将编写权交给教学奖获得者，一些获奖者被提名时，学校参考的不是教学标准，而是科研标准，在教学上积累不足。对于编写教材者的界定，势必又将陷入一场“身份”“头衔”的资源大战，归根到底又成为了行政划分。

究竟如何设定准入门槛，保证教材编写上的相对科学、公平，这是需要各家建言探讨的话题，切勿搞行政上的“一刀切”。同时，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建立起教材的事后追惩机制也同样重要。以各学科为单位，建立起教材上的同行评议、匿名评审，一旦发现重大的知识性错误，即刻勒令学校停止使用，并对编写者作出教材出版上的有关限制，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