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
大学本科教育中的“学习量”是高等教育组织和管理中一个基本概念,其精确内涵是一名本科学生获得学位及毕业需要获得的学分数,当然在未完成学分制改革的高校呈现为学时总数,例如《中国戏曲学院普通本科教育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要求:“本科课内总学时应控制在3400学时以内,每学期平均周学时不得超过32学时。”
对于大学教师而言,学习量概念是确定教学计划时的一个约束。有学者有时会提出,“教学量”概念实际不妥当。本科学生一般在学校所开设的所有课程中进行选择,因而“教学量”概念意味着“本科课程总门数”;在打通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学校意味着全校所有课程的数量。其定义为:高校在学年度实际开设并具有独立课程代码的本科课程总数。这一概念用于描述学校的学术丰富程度。逻辑上一所大学开设的课程越多,表明其教师涉猎的研究领域越广泛,学生在构建知识结构时有更广泛的选择自由。
当学生即将大学毕业,需要审查时,学习量这个概念就要产生作用。大陆高校一般由院系和教务处进行初步形式审查,其中检查学生学习量是否达到学校的要求是最基本工作,之后还要检查学生完成课程的结构。
学习量是大学在确定教学计划时最基本的数据,比如临沂大学2014年10月发布的《临沂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中就有“最低毕业学分”一条:“(本科)毕业总学分要求:文科专业160学分左右,理工科专业170学分左右;辅修专业不低于50学分。”对临沂大学的规定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临沂大学为什么把毕业总学分要求定为160学分,而不是120或者200学分呢?确定学习量的依据何在?
笔者在2005年左右先后收集了国内一些高校的教学计划,发现学习量要求上,不同大学呈现出很大差别,由于学分与学时的对应关系不同,仅从学时上看不同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学时数可能会相差1000学时以上,这个数字令人十分惊讶。
当前更为普遍的情况如何呢?2014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晓宇教授、朱红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完成了“高等理科教育本科改革”调研,其中275名专家中有240名提供了本校本专业毕业总学分数要求,其提供的学分总数均值为165学分,给出的总学分数分布于150~180学分,占65%,其中160~170学分的比例最高,达到31%。值得注意的是,有22%的专家表示其所在学校规定的本科毕业总学分数超过180。以上调查针对当下大陆高校,有着很高的可信度。
我们在文献中也能找到学分总量超过180的个案。例如福州大学成立了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教改综合班”,“前两年集中强化数理、计算机和英语基础, 共修学分达125学分”,这意味着综合班学生四年的学习量很可能达到250学分,这当然是非常高的学习量安排。这样高的学分安排在哲学上意味着,教师们认为,只有学得很多,学生才能够成为创新人才。一般学生没有很强的学习动力和智慧潜力,但选拔出来的同学有这样的潜力,因而让这些优秀的学生学习很多知识,他们就能够成为创新者,这是以上安排的内在逻辑。南京师范大学也成立了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强化学院”,其学习量达到了190学分。从该学院的名字“强化”两个字看,该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也遵循以上哲学,就是“强化出人才”。
法国古典哲学家蒙田在其《随笔集》中专门论述过“学究式教育”。他对学习量过多举过两个精辟的例子:
“我们公主中的公主提到某人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把其他那么多人博大精深的思想放在头脑中,自己的思想为了让出地方就被挤压得很小了。”
“我想说的是植物吸水太多会烂死,灯灌油太多会灭掉,同样,书读得太多也会抑制思维活动。思想中塞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清理,这副担子压得它萎靡消沉。”
新时代的创新者马云以信息时代的电脑为譬喻,讲了和蒙田相同意思的话。他说,“读书多像电脑一样,电脑不是程序装得越多、应用装得越多电脑越灵活。程序装得越多,电脑跑得越慢”。这大约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我们的大学(加上中小学)让学生学那么多东西,是否会把学生自己的思想都挤压得没有地方了呢?没有自己的思想,创造性何来?我们的学校教育让学生学了太多东西,是否抑制了学生的思维活动,从而使得学生难有创造力呢?
我在库恩范式概念基础上创造了新概念“范式陷阱”,来描述学习量过多的后果。在旧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旧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范式陷阱越深,越难以跳出陷阱而做出创造。例如,在冷兵器时代功夫范式中沉浸越深者、那些四十几年习练一指禅或者“宫家六十四手”秘籍的人,陷入功夫范式越深。《一代宗师》电影中美丽的宫二小姐,在中途岛海战航母对局的时代背景下,仍顽固地拒绝使用手枪,而坚持用“宫家六十四手”料理汉奸马三,一看就是功夫范式陷阱中难以出来的楚楚可怜的落井者。
学习量过多很可能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大问题,值得我们一再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哲学。减少并通过法律规范学习量因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很难引起注意的重要方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已经率先有所行动,这值得关注。
《中国科学报》 (2015-04-09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