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4月2日，浙江省教育厅正式发布《浙江省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试点工作方案》，首批遴选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等5所高职院校的6个专业，与中国计量学院等普通本科院校联合培养四年制高职本科专业人才。

这种模式被认为是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的合作创新。但是，笔者不得不指出，在现实中，如果合作学校只追求学历，这很可能成为“怪胎”，演变为无权授予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的高职院校“曲线”升本，通过所谓的合作办学做文凭交易。以笔者之见，这仍是在以学历为导向办学，我国高职要办出特色，提高质量，应积极探索自授文凭。

根据我国学位条例，对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培养的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照的内容是“非学位授予单位应届毕业的研究生，由原单位推荐，可以就近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查同意，通过论文答辩，达到本条例规定的学术水平者，授予相应的学位”。浙江高职和本科院校的合作办学试点，就是由高职负责具体的教学，由本科院校负责学籍和学历学位管理。

如果能确保教育质量，这一探索还是有尝试的价值的。浙江教育部门也明确要求试点高职院校要按照试点工作要求，与合作招生本科院校深入研究，会同同相关行业企业，认真制订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科学设置理论课程体系和技术技能实践训练体系，明确学历文凭和学位证书发放标准，形成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色。

但这一探索还有如下一些问题必须解决。首先，所有教学组织全部交给高职，学历授予质量如何保证？是不是在原来高职基础上增加一年就授予本科学历文凭？其次，学生在高职求学，授予另外一所本科学校文凭，如何增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本科招生放在高职培养的学校，学生会认为自己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吗？两所学校按理都应对培养质量负责，却可能出现都不负责的局面，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高职会称这是本科院校授予的，本科院校称教学是由高职负责的，如此一来，探索的结果就是在用本科学历提高高职吸引力，也给了本科院校增设计划（与高职院校合作招生计划单列）的途径。

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授予文凭制度，因此很难避免学校办学的学历导向和学生求学的学历情结。由于本科授予的学历文凭是国家承认的，对高职而言，这一模式可实现提升学历进而吸引学生的目标，培养质量和特色倒在其次。要改变这种现象，更有价值的探索是实行高职自主办学、自授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由社会专业机构对学历、学位进行认证。这样一来，高职会有更大办学空间，同时会注重质量和特色。如果不保障质量，学位得不到社会认可，也就没有学生报考，那怕学校宣称可授予硕士、博士学位。

包括高职和本科合作授予的文凭，其实也应该采取自主授予、专业认证的方式。就好比一些计划外招生的国际项目，实行“3+1”或者“2+2”的办学方式，授予国外大学文凭，再由国内教育认证机构认证。其中，有一种完全在国内求学的国际项目，国外大学可以授予其本科文凭、学士学位，但国内认证机构却不予以认证，因为修读这一项目的学生根本没有出国经历。

根据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国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因此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是改革的大势所趋。只是由于目前的学位条例没有修订，因此学校自授学位还不合法。从改革角度来看，我国应启动对学位条例的修订，以落实纲要的改革精神。结合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的现状，可以率先在高职领域探索自主招生、自授学位。高职的自主招生已经先行一步，但自授学位却未提上议程，并且与之相反，很多高职院校还希望与更高学历层次学校攀亲戚。

高职办学者的担忧则是如果不授予国家承认文凭，自己的地位更低，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则不然。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可以让高职院校获得更大办学空间，甚至全开放办学。学校办学不能盯着文凭，而是追求给学生货真价实的教育。这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如果国家能允许部分高职尝试自授文凭，并借鉴对出国留学文凭的认证方式进行认证，我国高职会出现全新的办学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