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天琪

在读博之前，孟欣并未预料到接下来的三年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当时选择读博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面对记者提出的读博动机，孟欣表示，既不是因为自己真心想做科研，也不是逃避就业压力，更没有考虑到读博之后可能遇到的困难。

总之一句话，孟欣没有为读博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准备不足，思考不够。这大概是很大一部分博士在选择这条路时的真实写照，没有强烈的科研动机、没有为未来作出清晰的规划、没有时刻迎接困难的心理准备，他们就这样在“无意识”中走上了读博这条路。

这种“无意识”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读博期间的效率不尽如人意。

“4月份刚刚开题，题目是导师给的。读博两年，还没有找到科研的感觉。”孟欣的“迷茫”从选择考博延续到了读博，她告诉记者，因为并未对科研抱有极大的热忱，她的博士生涯是消极的，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导师在推着她走。

“那你不担心毕业和毕业之后的事情吗？”记者问她。

孟欣笑笑：“怎么不担心，不只是担心，甚至可以说是焦虑了。”

毕业要求的两篇学术文章尚未发表，毕业论文箭在弦上，一年之后，孟欣又要面临一次选择。她说，这正是她最焦虑的地方。

和孟欣同一个实验室的师兄师姐在读博和博士毕业后的走向上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其中一些人在硕士甚至本科阶段就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出国深造或者在大学和科研院所找到了教职；另一些在读博期间就是“科研困难户”，不乏延期、放弃学位证者，就算磕磕碰碰熬到了毕业，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研究工作，最后只能转行，某种程度上浪费了三年专业学习时间。

“不过我应该庆幸的是家里条件尚可，没有给我太大的经济压力，而且我是女生。”孟欣自己说出了记者很想问但又很迟疑的一个问题。

孟欣出生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是当地一所职高的老师。每个月除了2000元的博士津贴以外，父母还会多少补贴她一点，这让她在科研之余并无过多的经济负担。

而同样读博的杨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家乡还有尚待赡养的父母，年幼的弟妹，这是科研压力之外，杨浩身上的“另一座大山”。

7年前杨浩硕士毕业时本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了3年，一方面是工作遇到了困难和瓶颈，另一方面也确实想充充电。”杨浩在2011年辞掉了工作，考上了博士研究生。

与孟欣不同的是，杨浩的三年博士生涯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在读期间，他一边做科研一边帮导师做项目，博士津贴加上项目劳务费每个月也有6000元左右，这与他之前工作时的薪水所差无几。

“博士生的花销少，住宿舍吃食堂，三年博士比三年工作攒下的钱还多。”读博三年既没有遇到“科研危机”，也没有遇到“经济危机”，这种表面的风平浪静在杨浩2014年毕业时被彻底打破。

“毕业时我发现找不到工作了，高校和研究所的科研岗位几近饱和。想转行，很多地方并不愿意招博士。就连原来工作的单位也不可能再回去。”杨浩就这样在无忧无虑的三年后迎来了一场“就业危机”。

记者表示不相信完全没有就业机会，杨浩却说，他又投入了三年的时间和精力，如果给他硕士毕业那份工作的待遇，他无论如何无法平衡。

带着这份纠结，杨浩最终无奈地选择了一个政府部门下属研究所的博士后职位，而在他入站的那一天，单位就明确告诉他无法留下来，这意味着一年之后，33岁的杨浩还要再一次进入就业市场。而那时的他，已经没有年龄优势、心态优势，用他自己的话说，唯一的筹码只剩下一纸薄薄的博士学位证。而在他的背后，依然站着需要他赡养的父母、年幼的弟妹、接近成家的年龄和沉重的家庭责任。

“你后悔读博了吗？”记者问杨浩。

“说实话我有点后悔了，网上不是有一个说法嘛，读博就是‘赌博’，你投入的机会成本越多，越想有高收益，但社会现状时刻变化，让人无法预估。”杨浩说。

读博就是“赌博”，记者反复想杨浩说的这句话，都说高风险伴随高收益，但高收益也一定伴随着高风险。这和孟欣所言两极分化的博士境遇不谋而合。

但，博士，这个中国学位层级中最高的一级，难道天生是为“收益”而准备的吗？

杨浩的想法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博士的心声，他们为“收益”而来，当“投入产出比”不符合心理预期时，后悔、焦虑便纷至沓来。而这所有一切，是否与“博士”的真正含义背道而驰？

当记者把对孟欣和杨浩的采访经历告诉正在读研二、准备考博的李娟时，李娟告诉记者：“既然选择了读博，便只顾风雨兼程。”

2年前的孟欣、4年前的杨浩，那时他们的脸上一定也是李娟此时的笑容。“既然选择了读博，便只顾风雨兼程。”这句话背后除了勇气，还有理智和对自己选择的担当。

（本版文章涉及采访对象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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