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三集专题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教学》，颇引起国人以及教育界人士的关注。通过直观的方式展示中英教育的差异是这部纪录片的成功之处，但过于戏剧化的剪辑，也多少影响了它的客观性。至于中式教育在考试中大获全胜的结局，只有游戏的意义，与教育评估无关。

其实，看到纪录片里英国初中生在课堂上的做派，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中国大学课堂的情景。与中学那种整齐划一、精神饱满、勤奋学习相对照，大学课堂上的学生已经变得懒散、无聊和没精打采，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愈演愈烈。

学生上大学后，考大学的目标已经实现，学习的动力自然容易减退，这确是大学课堂散漫直接的原因，但这个原因背后的深层原因才是应该反思的。

当下中小学实行的应试教育的一个特点便是以考试为中心。而考试要达到的目的也相当明确，就是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再到重点大学这样不断地升学。

这些目标虽然很现实，但还有一定的神圣感，或者说是笼罩着一些神圣的光环，比如它就与“成才”联系在一起。不过，进入大学以后，不仅是升学的目标已经实现，目标的神圣感也开始淡化。因为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就要面临着找工作，而从目下的情况看，学习成绩对于寻找工作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便是对于希望继续读研究生的学生，他们学习知识的动力也源自对于更好职业的憧憬。随着课堂学习的重要性被消解，上大学的目的就成了为更好的职业奋斗，也就是说，学习的目标最终演化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生存（吃饭）问题。

从中学到大学，从“被神圣化”或者说集体性的目标转变到纯粹个人化生存追求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极端的现实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盛行。因为一开始学习就是被动的，总是在家长、老师的督促和规划之下，在集体目标的阴影之下，学生缺乏主动性就是必然。

在《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教学》中，我们看到那些纪律松散的英国初中生却有着多数中国学生所不具备的主动性。他们至少知道自己的特长在哪里，并且会主动地发挥这些特长。这是中英教育的一大差异，也是值得国内教育界反思的地方。

习惯性地树立目标，时间长了就形成所谓目标性思维。目标即使存在着阶段性，也必须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它不能有所停顿，否则就会失去继续前进的动力。

在大量经过应试教育培养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大学无论从教育责任，还是社会责任来说，都应该是尽可能地扭转这个应试的偏向的。但是，大学一方面面临着就业和应试习惯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在思维上也没有摆脱简单的目标化的习惯。这样就使得管理者在管理政策和方式上显得毫无创造力。

现在看来，大学在面对日益缺乏学习动力的学生时基本采取两种应对方式。在一般的院校，其管理方式往往比现实的学生更加务实。简言之，就是以应试教育的管理方式来解决应试教育遗留的问题。中学的所谓“县中模式”被引进，并发扬光大。为解决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干脆将学校变成“考研基地”，以高考为榜样迎接研究生考试。

所谓重点高校，则在提出“追求卓越”的目标。相对前者的务实，后者自然是有些务虚。但问题在于，在当下中国，“卓越”的内涵变得模糊不清，大学管理者又缺乏认知能力，因此，他们的管理方式往往与“卓越”的追求相抵牾，造成口号与行动之间的不协调。好在还有一个现实目标在前，可以暂时维持这个“卓越”追求，比如在本校继续读研，或者出国读研。

目标思维的局限性相当明显。对学生而言，他们需要完成的目标是有限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情况下，学校根本无法让多数学生去树立比找到一个好工作更有吸引力的目标。更重要的，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集体性目标与学生个人之间的关系基本是疏离的。在这个问题上，学生又始终是被动性的，他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产生应有的责任感，反而是在童稚化的路径上越走越远。

因此，当他们进入大学，实现了父母和老师设定的目标后，便不会主动地选择，更不会自我调整。一旦在学习上或者在寻找职业上遇到挫折和不理想的状况，便会怀疑读大学的意义。这种负面的情绪也在传染。在大学中越来越多地听到“上大学干什么”的疑问就是一个证明。这当然涉及到了大学教育的本质。

实际上，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危机正在于，总是有那么多学生，甚至教师在疑惑或者质问“上大学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