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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最近看到报纸上的一篇专题评论，主题是有关“象牙塔”的，大意是希望大学走出“象牙塔”，全方位地与社会对接，而且强调说，这是“高校改革必须交出的答卷”。可是问题在于，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中国大学从来都未建成所谓“象牙塔”，又何来“走出”一说？

熟悉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自从19世纪中期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建立以来，大学本身的体制一直在完善之中。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的学科化进程，很快因为“九一八”事变而中断。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学者也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是属于专心学问之人，他也确实公开提倡过建立“学术社会”的必要性，甚至极而言之，学者可以不受任何的外界影响，不对任何专业以外的事情负责。但抗战爆发后，他还是走出书斋，编《禹贡》杂志，成立通俗读物编刊社，以此来直接贡献于民族和社会。

所谓“象牙塔”的标志之一的学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作为单一学科建设被人提及；90年代初，作为整体的大学学科才开始恢复建设；到2000年，也还有大学校长从“学科”一词的ABC讲起。为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清华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中还特别形容“学科”是“大学的细胞”。

记得前些年，著名学者葛兆光曾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呼吁复旦的学生要敢于做“学院派”。这一呼吁自然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现今社会对大学生的诱惑实在太多，安心读书者愈来愈少，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执着是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这一点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或更为重要。

这个呼吁同时也说明，直到最近，无论是“象牙塔”，还是“象牙塔”的核心——学院派——都没有真正出现。

实际上，我们对于大学之为大学的理解，始终没有确定下来，因而对于大学的要求和期待也始终在发生变化。上世纪90年代末，各地兴建大学城时，似乎是在模仿美国大学。选址市郊小镇，旨在与都市保持距离。但现如今，所有的大学城似乎都不再满足于办大学、培养学生了。远离嚣市早已变成制造嚣市，“寂寥小镇”成了公司林立的“创业热土”。上世纪80年代，北大破墙开店，还引发了全国性争论。现在，即使大学仍旧有围墙，但校内之人与社会之间的心理围墙早已不复存在。

没有“象牙塔”却奢言“走出象牙塔”，而且类似的说法几乎不绝于耳，没见有人提出异议，除了知识单一、人云亦云以外，也与所处的位置和所站的角度有关。

平心而论，校内、校外对大学及其状况的感受不同，实属正常。地方政府划地、拨款以后，是希望见到实效，以便突出政绩、增加GDP；企业更加现实，想让大学毕业生招之即来、来之能用，以减少成本、提高效益。他们抱怨大学没有体现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没有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学生“不上不下”，难以适应社会和企业的要求，或也情有可原，但这中间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其自身的追求和话语权也不能被忽视。

大学是分层的，管理也需要分层。如果真有“象牙塔”这个高等教育的选项，我们不妨就建它几座，看看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真的没有价值，再解构、转型或者“走出”也不迟。

即便是走斯坦福大学式的社会“服务器”的路子，这个“服务器”的内存软件也还有直接有用与间接有用之分。拿应用的标准来衡量各大学、各学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显然是不解大学风情的。因为与应用性科研相比，基础性的科研成果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化成实际的效益。而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也未必非要科研人员亲自走进市场，练摊吆喝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所说的“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确实是逆耳忠言。

我们说，教育要百年树人，但实际做的时候却往往会以短期成效代替从长计议。其实，跟风赶场不应该是大学与有理性的学者的追求，更何况没有学问的支撑，不仅“伪学术”会打扮成真学术而畅行无阻，就是贡献智慧、出谋划策，也未必能提供最真实的意见和最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