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卉

在广西环江县，被污染的土地以前寸草不生，抛荒近十年。经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数年修复，这片土地终于长出了庄稼，并生产出合格的农产品。

在江西贵溪重金属污染区治理场地，曾经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是郁郁葱葱。更让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周静欣慰的是，周边景观和水质发生了变化，溪流中的镉、铜含量下降七到八成。

在湖南某地，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黄道友团队正通过人工湿地净化灌溉水源等多项治理模式和技术，使上游5公里外的采矿场不再对农田中的水稻安全产生威胁。

“把中科院相关领域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团队作战，便于相互借鉴和提高，比各自单干更有成效。”近日，在长沙举行的中科院STS计划“南方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区划与治理技术”项目群进展交流会上，项目群主持人、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转化之痛

如今，不用亲临现场，在北京的办公室通过土壤修复监管平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副主任雷梅便能实时在线观测湖南石门、广西环江等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场地的蜈蚣草生长情况，并能获得温湿度、风速、降雨等参数。

这样的成效来之不易。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冒出了一个新鲜词——“达尔文死海”。中科院水生生物所副所长徐旭东以之形容技术转化过程中的困难地带。

雷梅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一般在土壤重金属污染地区，转化所必需的设施、产业链和其他配套技术都还没有，工作特别难开展，因为不仅要进行污染治理技术方面的研究，还要把之前、后续的配套技术都带动起来，才能形成产业链。

“这样的转化如果我们不做，又有谁愿意去做呢？”雷梅自问。

很多受污染地区并非经济发达地区，转化技术成果要面临很多困难。这导致技术风险较大，很多企业不愿涉足农田污染治理领域，地方上也不可能掏出太多经费支持。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结合污染地区的农业特色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量身定制符合地方发展的成果转化形式。”雷梅表示。

应对技术“死亡陷阱”

“从技术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最难。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衔接处是最薄弱的。”陈同斌感叹道。

难处还随着技术成果的应用不断放大。陈同斌表示，虽然技术的原始创新成分相对下降，但干扰和制约因素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所需的时间和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同时，科技人员的把控能力和重要性也相对下降，失败风险迅速增大。

在他看来，技术“死亡陷阱”和“达尔文死海”是普遍规律。科技成果转化困难基本上是全球面临的共性问题，只不过中国的科学—技术—产品（工程）—产业之间的脱节现象更严重而已。

STS项目即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正为应对技术转化难题而生。它是中科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进一步提升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服务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STS计划的特点之一是以国家、社会、市场需求为牵引，动员、组织中科院全院的科技力量，整合集成创新要素，调整优化业务模式，开展系统化、网络化、整体化的工作。

“现在，很多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一旦被引入实际工程中应用，就完全不一样了。STS项目就是要应对这方面的问题，面向用户需求。”一位不愿具名的管理人士表示。

在中科院烟台海岸带所所长骆永明看来，这项工作可以总结很多从实践中提炼集成的创新，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衔接。“这正是中科院的工作特点。”

为决策、市场和社会作支撑

中科院在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具有长期的积累，并打造出一支优势队伍，研发出植物修复、物化修复联合等多种土壤污染修复与资源化利用技术。业内专家认为，在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中科院的工作具有引领性。

而现在的状况是要一边示范，一边探索更经济、更简便的技术。“中科院只是技术支持，在土壤修复工程中不应替代企业担负的工程实施角色。都去把工程做了，我们就不是科学家了。”专家们表示，同时，技术既要简单，又要先进、好用。

据了解，中科院还将进一步推动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国家综合示范区建设，根据不同污染典型地区、不同污染类型和污染程度开展“分区分类分级”治理，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初步建立全国性网络示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