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中）和坦桑尼亚苏克因大学教授在田间讨论工作。 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农业发展合作的规模和影响逐渐增大。不过，国内公众对中国对外发展合作与南南合作的知晓度仍有限，部分人甚至有所疑虑。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向公众展现更真实、立体、全面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近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联合开展了题为“向国内公众传播发展合作：各国传播方式及对南南合作提供方的启示”的国别比较研究。

作为该研究报告主笔之一，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副院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徐秀丽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该研究不仅考察各国不同的国情和背景及其不同的传播方式，也旨在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提供关于加强国际发展和南南合作在国内传播的政策建议。

认知有限 传播不足

当今时代，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发展合作愈加频繁，各国也面临着如何将这些对外发展合作的信息传播给国内公众的问题。报告对中国、巴西、印度、荷兰、南非、韩国、土耳其和英国等国的发展传播方式进行了研究和比较。

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表示，近十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作出关于国际发展合作的承诺。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与国际社会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日渐感觉到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性”。

不过，他指出，国内公众对于国际发展合作赋予的含义认知率很低。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自己国家还有很多贫困人口，为什么要去援助外国，这不是‘充大头’吗？”事实上，这是一个共性问题。

报告显示，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重要的南南合作提供方。他们的发展合作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但仍面临着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以及快速城市化等长期的国内发展挑战。一些南南合作提供方普遍担心的是，自己国家的公众会认为，在自己国家仍然面临许多发展挑战时，花钱去帮助别国是不明智的。

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南南合作提供方往往难以将本国发展合作的意图、成果和益处传达给国内公众。而且，与传统发展伙伴国（如英国、荷兰）具有较为完善的国内传播策略、体制结构和传播工具，并有相关研究成果来支持发展合作传播政策的制定相比，他们目前尚无相应基础设施来制定传播政策。

当前，许多南南合作提供方为遵循透明度和问责制等原则，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报告国际发展领域相关支出。

就中国而言，目前没有一个系统成型的发展合作传播策略。“但近年来，政府开始关注发展合作的传播，例如发布对外援助白皮书、支持发展教育、制作相关电视节目等。与此同时，相关公共活动、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海外志愿者服务等提高认识的活动也逐渐兴起。”徐秀丽说。

她表示，从宣传渠道上看，中国发展合作的相关报道由官方主流媒体主导。网络媒体和商业媒体自2005年以来也开始对该领域进行报道。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实施发展合作项目，这为中国拓宽传播渠道提供了机遇。

多种尝试 讲好故事

截至2016年，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约合580亿美元）。两份《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成套项目和物资援助是主要援助方式，而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增长显著。亚洲和非洲是中国援助的主要地区。农业、教育、医疗服务、社会公共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是重点援助领域。

尽管中国政府对发展合作的传播工作作用有限，但过去几年来传播力度一直在加强。中国领导层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

在李小云看来，“不仅要讲中国对外发展合作的贡献，也要讲中国受益于全球化，正如习主席所说，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讲我们怎样帮助非洲国家，也要讲西方在过去60年里支持了发展中国家”。

“要使公众形成对政府发展合作的积极态度，首要条件是对他人有超越国界的联结感、义务感和责任感。因此，除了对政策和项目进行报告外，发展教育可能有助于使公众更广泛地理解政府提供发展合作的理由。”徐秀丽说。

对于中国来说，可以选择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相关宣传活动，来向公众分享中国是如何支持其他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另外，中国可以探索如何讲述海外志愿者的故事。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学校课程来加强发展教育工作。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农业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了发展教育项目。近年来，国际发展学位项目和培训项目出现在了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的中国一流大学里。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发展合作办公室主任Russell Harwood建议，在向本国公民进行对外援助信息传播时，要立足本国人民的“集体三观”，不宜采用刻板的数据表格，应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应用图片图像及其他多媒体手段，以故事引起共鸣，提高传播有效性，也有利于本国品牌建设。

报告建议，中国的传播工作需注意专业性和沟通性两个方面，在此指导框架下，注重强调发展合作的道义性、有效性、合规性、相关性和外交性五个特征，并针对不同受众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

尝试不同的传播方式，还应使用基于证据的研究成果来支持政策的调整和新举措的试行，同时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作好随时适应和改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