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是与时间赛跑以获得学位的过程。

这一阶段，科研人员同样面临资金链断裂、科研成果被抢发、疫情封控无法实验、同门压力等问题，甚至不得不面对彻底推翻课题重来的风险。离目标毕业时间越近，换方向的沉没成本也就越大。

《自然》杂志日前采访了五位科学家，了解他们在博士研究中所面临的障碍，如何在中途换到适合自己的方向，以及对处于类似情况的博士生们有何建议。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卷到“登顶狂热”，到最后一个毕业

Kathleen Beeson | 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家、研究员

在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读博期间，我研究了一种对诱导神经元之间形成突触很重要的分子。按计划，我会我计划在实验研究这种分子的嵌合体，看看它们在小鼠身上如何发挥作用。

2017年，也就是我读博的第三年，我发现数据的变异性很高，我无法继续前进了。

除了PI，我还有一位资深导师，他劝说我考虑用其他方式来解决我的研究问题，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此前三年的付出。这太可怕了。

我想到了 "登顶狂热 "（summit fever）的概念，这是一个登山术语，形容一种强迫性驱动力，即仅一条道走到黑，而不是花点时间来重新评估方向。

我决定再尝试最后一次实验，如果不成功，那我就换一种方法——结果实验没有成功。

在读博的第三年年底，我确定了一条新的路线——使用基因敲除的小鼠模型来测试不同形式的分子。这个方向与我所在实验室擅长的领域完全不同，是在大脑区域开辟了新的研究。

回想起来，我很高兴我换了课题。我成了实验室的小脑专家，也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因为我把实验室的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我学会了如何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导师的经验。我接触了其他机构的PI，和他们探讨已经发表的研究方法。

博士即将毕业时，我已经能把握好自己的新领域，甚至还把一些方法教给导师，帮助他的研究生开展同类项目。

虽然我花了七年获得博士学位，但我在个人成长和信心树立方面收获甚丰。我发表了几篇论文，还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不错的博士后职位。我发现我可以自我训练，学习新事物，并提出好问题。

如果你想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不要急于成为第一个完成研究生课程的人。我是同届学生中最后毕业的学生之一，但我决定停止与他人比较。

如果你陷入困境，并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数据不理想而苦苦挣扎，请与你的导师交谈，并找到改变现状的方法。

我为自己改变方向的决定感到自豪：这很难，但这是个正确的选择。

读博一年半，换了实验室

袁代林 | 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 微生物学博士生

2020年9月，我开始在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处理细胞、做活体细胞成像和收集数据，都让我觉得困难。我不是一个特别重视细节的人，所以做精细的实验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我和导师聊了几次，在一个月的失败实验后，她建议我重新考虑研究领域。

我的导师知道，我未来想在工业界发展。她说，如果首要目标是获得博士学位，那可以换一个更适合我的技能和职业兴趣的实验室。

刚听到这番话，我吓了一跳。听上去像是导师想摆脱我这样的学生，毕竟我一直无法获得满意的实验数据。但经过慎重思考，以及和其他教授、研究生交流后，我意识到细胞生物学并不适合我。

因此，我在校园网上搜寻，想找到感兴趣的研究团队，我还和他们的研究生交流经验。接着，我与这些老师面谈，告诉他们我能给实验室带来什么。我也说明自己想在工业界发展，想拥有一份适合我外向性格的高薪工作。

最终，我和新的组长Sebastian Leptihn、研究生院院长以及我的原导师面谈，大家一致认为，2022年1月进入新组比较合适，转组时我已经读博一年半了。

你的研究能不能带来成就感，你的性格能不能适应实验室的文化，这些都值得花时间好好评估。如果你心存怀疑，并觉得在另一个实验室可能更快乐、更高产，就赶快将此问题提上日程。

和你的导师、院长和同学聊聊，也许他们能帮助你顺利过渡。即使你的导师并不看好你“出走”后的前景，也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

论文被抢发，不是研究生涯的终点

Vikas Navratna |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生物化学家和研究调查员

读博第四年，我经历了两次论文被抢发。

最初，我只有满满的失望和自责，认为一定是我工作得太慢了。但当我看到那篇论文有那么多作者，拥有那么多资源时，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比较。这帮助我克服了“这是我的错”的内疚感。

在与导师沟通后，我决定把重点放在另一种结合蛋白上。在读博的第三和第四年，我已经能够将这种蛋白质结晶化。

但随后，又有两篇关于这种蛋白质的DNA结合域的论文发表。我的后备计划也被抢发了。

当时，我担心自己被踢出项目，但我的导师向我保证，他仍然想让我留在实验室。于是，我又换了个方向。

在博士的最后两年，我专注研究六种蛋白质的结构，以增加我的成功率，并尽可能在毕业时发表至少一篇论文。最后，我的论文是对6种蛋白质特征的大杂烩，但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经历。

文章被抢发让我很惭愧，因为这让我意识到，我不是唯一有能力做某一项目的人。这也让我看到，失败在科学界是多么常见，你必须保持乐观。

被抢发时总容易自责，但这并不是你的错。我们无从得知其他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什么。

对自己好一点，看看你的项目中是否有什么可以挽救的。留意那些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然后舔舐自己的伤口，开始研究新的方向。

因为，被抢发并不是一个科学家职业生涯的终点。

抛下家人求学，发现数据来源出问题

OLUSOLA ASHIRU | 阿库雷联邦理工大学 海洋地质学家，讲师

博士研究初期，研究数据来源出问题怎么办？

在向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申请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告诉未来导师，我想研究Aje盆地，这是一个在尼日利亚沿海新发现的海底油田。我打算用化石来测定盆地内沉积岩的年代，从而推断出该盆地油气生产潜力及古环境状况。

在祖国尼日利亚做研究，我原以为能更容易获得研究区域的地震数据、翔实记录和岩芯样本等。但我在2017年11月开启读博后，我发现自己无法获得石油公司在Aje盆地的数据。

一时间，课题内容几乎都得改变。我感到很迷茫，也很害怕从头再来。

幸运的是，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学生做过类似项目，他研究巴西海岸的近大西洋区域。他给我发来参考论文让我阅读，并帮助我指明可能的研究方向：利用地震数据绘制尼日利亚沿海另一个油田海底地图。

尽管我仍然对油气生成和古环境感兴趣，但这一新研究方向已经有了很多论文发表。因此，我选择研究海底斜坡的沉积物分布，这能解释海底景观是如何形成的。

我还向其他研究人员寻求帮助。

我有点社恐，所以我不会在学术会议上直接找人帮助，而是记下专家的名字，在会后给他们发电子邮件，表明我喜欢他们的演讲，并询问他们能否帮助我开展类似研究。他们的支持总鼓励着我：很多人愿意阅读我的论文手稿，给我提供修改意见，尽管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

因为第一个课题让我倍受打击，所以在第二个课题时，我更加全力以赴。在实验室里，我花了相当长时间来解决问题。

我在中国做研究时，我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尼日利亚的祖母那儿。我常常问自己，"你抛下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换个地方失败吗？" 这激励着我继续前进。

2020年1月，我回到尼日利亚，由于疫情封锁无法再次返回中国。2021年11月，我终于博士毕业，次年1月在阿库雷联邦理工大学重获讲师职位。

读博期间，每当我感到灰心丧气时，我会在研究所附近海岸散步，做瑜伽，或与朋友和同事出去吃饭。我还每年有三个星期的假期。有时你得让自己休息一下，这样才能打起精神地回到工作中。

做真正“行得通”的研究

Francinah Ratsoma |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 微生物学博士生

我研究松树与它们的真菌病原体。松树是一种很重要的经济植物，但它很容易受到真菌侵害，真菌会引起疾病，降低木材产量。

我最初研究的是松树的细胞外囊泡，它们携带哪些蛋白质或核酸影响了它们的耐真菌性。但当前的实验方法通常采用柔软叶片的植物，我从松树根部和硬松针中分离细胞外囊泡时，遇到不少困难。

此外，实验所需的松树不是现成的，得等几个月才能收到预定的松树苗，有时它们已经真菌感染了。

我把大量时间耗费在等待新鲜植物、改善实验方法上。渐渐地，我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和信心越来越少。2021年，在我开始读博的半年后，我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Plan B。

我告诉自己，不应该把失败放在心上，毕竟科研难免经历苦痛挣扎。我几乎每周都和导师碰面，他看到我的项目停滞不前，并建议我把重点转移到真菌上——真菌菌株是现成的，我可以在实验室中直接分离它们的囊泡。

要在思想上接受这种变化并不容易，因为我对课题中的松树部分很感兴趣。但在博士期间，有时必须牺牲自己的兴趣，转为做真正“行得通”的研究。

由于我只有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博士项目，我不得不安慰自己 ，得往好的方面看——我正在学习新的技术，掌握了新的技能。

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读博期间，如果研究不符预期，心理状况可能会急转直下。我的建议是保持充足睡眠、合理饮食，有空多锻炼，多和同事们交流，如果有需要，就向学校心理健康中心求助。

参考资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1900-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