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转型是否会扭转科技发展的轨迹？

 

科学的发展轨迹是否会受到外部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换言之，科技发展轨迹能否独立于文化思潮的冲击？众所周知，文化思潮与科技变革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这个问题已成科技思想史领域历久弥新的经典议题。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众多，究其根本，在于其内在的很多机制目前我们尚未了解，要想找出文化与科技之间直接或间接互动的蛛丝马迹，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就是回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中那些曾经出现过的具体案例，透过那些真实的事件来探寻两者背后的隐秘关系。

关于文化对科技与社会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目前有两条学界比较公认的研究线索：其一，“韦伯命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认为，经由宗教改革而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新教，以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塑造社会规范与群体认知，从而直接助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是目前关于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经典研究，也是他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核心主题。

其二，“默顿命题”。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由于清教运动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兴起，导致一批科学家的思维与认知被清教思想重塑，而这直接促成了英国科学革命的发生。诚如默顿指出的：清教的思想情操和信仰激起了合理的、不倦的勤奋，从而有助于经济上的成功，同时，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实质。清教徒们的一个共同实践就是把他们对“空洞的逍遥派哲学”的强烈蔑视，同对用事实取代幻想的“机械知识”的过分推崇结合在一起。来自各个方向的清教伦理的要素汇聚在一起，强化了这种态度与社会共识。这是新文化观念推动科技发展的直接证明。

其三，“布克哈特命题”。这是一个还不太为人所知的思想线索，瑞士文化史专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其成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一书中，揭示了发生于1400－1600年间的文艺复兴给意大利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他认为，在中世纪时期，人们的视野，无论在观察客观世界，或在认识自己时，都被一层纱幕遮住了。这层纱幕是由宗教信仰、毫无根据的幻想和先入为主的成见组成。意大利人最早把这层障眼的纱幕撕去了，因而认识了客观世界，也认识了自己。这就是后世津津乐道的文艺复兴的两个伟大发现：重新发现人与重新发现世界。当此种思潮拓展到科技领域，便促使意大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诚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言：文艺复兴的重大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造。这个评价言简意赅，真可谓一语中的。

从宏观层面来看，文化观念变革具有给已经严重板结化的文化土壤翻耕与松土的功能，从而可使土壤恢复其原有的活力与生产力。就微观层面而言，文化观念变革是对生活在此文化氛围内的个体予以观念松绑和卸载，从而使个体被抑制的潜能得以释放，无数个体的这种能力释放造成的宏观后果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大爆发。也许个体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私利性的，但无数追求私利的个体却造就了整个社会的繁荣与科技奇迹，从而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思想史研究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转变的传递链条是真实存在的：经由观念变革到行动转向，再到社会奇迹诞生。仅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背后的观念变革就可以初步印证这个变革的传递链条，如意大利科学中心（文艺复兴）、英国科学中心（清教主义）、法国科学中心（启蒙运动）、德国科学中心（大学改革精神）、美国科学中心（实用主义）。

在笔者看来，文化观念变革的实质就在于破除那些已被内化于心的各种落后的、僵化的条条框框的限制，把人从不自知的认知牢笼、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进而重新开拓新的认知边界。

这个过程相当缓慢，纵观人类发展史，文化范式转型的实现少则几十年多则几个世纪，上述三个命题就是明证，而其中最重要的破冰之旅当属“布克哈特命题”，毕竟文艺复兴是在罗马天主教一手遮天的暗黑时代绽放出来的人性解放的曙光，只要想想伽利略因为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教会查禁著作和终身监禁，就可想见其环境的严酷，正是那些少数先知般的人物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撕开了思想铁幕的一角，让理性之光得以透射进来，由此才有了后来其他命题的出现。

如果说，长时段的文化观念变革会对科技发展轨迹产生关键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短期的文化观念变化是否也会影响科技发展的轨迹呢？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问题或许具有更为现实的启示意义。幸运的是，已有科技史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如美国科学史家保罗·福曼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把他提出的问题称为“福曼命题”。

其四，“福曼命题”。福曼在1971年发表的《魏玛文化、因果关系和量子理论，1918—1927》一文中提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科学意识形态及科学内容，尤其是决定性地影响了非因果性量子力学的产生。回顾这段时期的历史，大体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末的思想余温叠加一战失败后整个德国社会出现的普遍失望、甚至绝望的文化情绪，导致德国人在观念层面产生了巨大转变，他们对理性与非理性、因果关系与统计规律（非因果）的评价与选择出现了逆转，这一矛盾心态再加之意识形态的导引，使得德国科学发展的轨迹因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变，这种观念转变促成了非因果性量子力学在一战后的德国得到快速发展。“福曼命题”的核心观点就是短期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同样会影响科技发展的轨迹并使之逆转。

其实，“福曼命题”所谈到的现象在科技史上屡见不鲜，绝非孤例，如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科学界兴起的“李森科主义”，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势介入，导致苏联生物学的发展出现毁灭性灾难，这种损害造成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再比如20世纪20年代德国科学界在社会思潮方面受到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深刻影响，这股思潮更是在德国科学界孕育出“德意志科学”这一怪胎，三十年代纳粹主政后，大批犹太裔科学家更是被迫离开德国，从而导致德国科学快速衰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借由这四个命题简单梳理文化思潮与科技发展轨迹之关系，不难看出，科技发展对社会环境高度敏感，这也说明了世界科技强国何以如此稀少且通向科技强国何以如此艰难的原因。毕竟支撑科技发展的人、财、物与制度环境等要素，不是哪里都具备的，而且这些条件要素对当地的社会文化观念状况高度敏感，一旦当地的文化环境出现严重倒退或者表现出极度不友好时，就会对这些条件要素产生挤出效应，当那些人、财、物与支持性制度都纷纷撤出时，科技的发展也就随之衰落了。科技史的无数研究成果早就证明，一个开明的、包容的、自由的、多元化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才是科技健康发展的土壤与生命线。

（作者单位：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赵长征，南京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