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23日，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在题为《椭圆曲线、模型式和伽罗瓦表示》的讲演中，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长达三个半世纪的费马大定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伽罗瓦是谁，5月最后一天就是这位过早凋谢的数学之花的去世纪念日。

 

法国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1811年诞生在巴黎郊外，12岁进入巴黎路易大帝皇家学院，开始对数学表现出兴趣和才华。1830年热血的伽罗瓦投身法国革命，声称“如果需要一具尸体来唤起人民，我愿献出我的”，并为此两次被捕。遗憾的是，这位优秀青年不是因他所热爱的革命和数学而死，却死于一场未必值得的情爱——为了一个他所爱恋的女人，伽罗瓦与人相约决斗，时间定于1832年5月30日。

 

在决斗前夜，伽罗瓦对次日的战局充满悲观，连夜写出数十页手稿，以记录他的研究心得。在零乱潦草的手稿中，到处夹杂着伽罗瓦随处插入的情感流露：“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显露出他预知厄运临头的凶险暗示。后人认为，仅是这些篇幅寥寥的“科研遗嘱”，就足以使伽罗瓦跻身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列。

 

5月30日清晨，伽罗瓦与对手相逢，相距25步用手枪对射。伽罗瓦应声倒下，肠子被射穿。当他弟弟赶到时，伽罗瓦安慰道：“不要哭，我需要我的全部勇气在20岁时死去。”第二天上午，伽罗瓦走完了他21岁的生命旅程。

 

伽罗瓦之死成为数学界一大憾事，后人提起时总会扼腕叹息，甚至评价他死得愚蠢。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家也是凡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我们无法苛求他始终以理性和勇气面对一切。为此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哥白尼之死，他与伽罗瓦死在同一个月的24日。

 

按照过去的说法，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推翻了宗教的“地心说”，创立了科学的“日心说”。事实上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心说”不科学，当初托勒密在总结前人经验完善“地心说”时，也经过了大量详细的测量、运算和考证，“地心说”也是科学的结晶，只不过因其符合“神创论”为宗教势力大加赞赏罢了。而哥白尼创立“日心说”的最初动机并非发现“地心说”与实测不符，而是因为“地心说”经年的谬误已使它千疮百孔，不得不加入诸多条件以弥补漏洞；而哥白尼坚持认为：世界是简单的，一定能用简单而优美的数学形式来描述。经过近40年的观测和计算，哥白尼终于创立了“日心说”。哥白尼自然知道这记重磅炸弹会给自己带来多大危险，一直不敢公诸于世。直到自己行将就木之时，哥白尼才敢拿出手稿付梓。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的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印好，被送到久病不起的作者床前；一小时后，哥白尼终于无牵无挂地安然离世。

 

相比于意大利人乔尔丹诺·布鲁诺，哥白尼走得算是没有痛苦，顶多是在撒手人寰后任人评说罢了。而布鲁诺则在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布鲁诺遭此酷刑，一来是因为他支持“日心说”并比哥白尼走得更远，二来是因为他与教廷在哲学观点上的分歧和尖锐对立——不仅仅是为了捍卫科学真理。

 

假如说伽罗瓦死得愚蠢，哥白尼死得胆怯，那么拉瓦锡死得甚至都有些卑微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拉瓦锡也死在同一个月的第8天。

 

法国化学家安东·罗朗·拉瓦锡是化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把近代化学从“炼金术”中分离出来；推翻“燃素说”，创建氧化学说；建立质量守恒定律等等。这些成就使拉瓦锡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也曾为此自豪：“我的理论已经像革命风暴，扫向世界的知识阶层。”

 

然而拉瓦锡本人却不幸被另一种革命风暴击倒。1768年，年仅25岁的拉瓦锡在成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同时，当上了一名包税官；他向包税局投资50万法郎，承包了食盐与烟草的征税大权，实际上就是“买官敛财”。结果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拉瓦锡成为被革命对象，送上断头台。当拉瓦锡向人民法庭请求宽限几天执刑，以便整理自己的化学实验结果时，在当时过激的革命状态下得到如是回答：“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

 

据说在断头台上，拉瓦锡作了平生最后一项实验。当时有人争论断头机行刑时人在身首分离后还能存活多久，于是拉瓦锡答应在铡刀落下后尽量眨眼。1794年5月8日，行刑后的刽子手提起这颗伟大的头颅计数，说拉瓦锡至少眨了十一下眼。

 

挖掘和揭示这些历史事实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澄清史实，还科学家以本来面目。我们没有必要去神化科学家，因为即便洗尽铅华之后这些科学家的形象依旧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