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若按自身的形象来塑造其成员，最有力的工具便是教育。而中国的大学，自诞生之初就背负了这种救赎的期待。人们对大学理念孜孜以求，正是为了铺就这么一条救赎之路。

 

我国学界关于大学理念的阐发，一直围绕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体系展开，该话语体系的主要参照，始终是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所体现出来的卓尔不群。换句话说，关于中国大学理念的阐发，不可避免地以中西大学对照为前设。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国外的“没有杂草的花园”、“社会服务站”等大学隐喻几乎同时被引入中国，但学界始终对前者情有独钟，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一直是大学理念研究的主流声音。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的观照下，大学和政府、大学和市场往往被简化为两个相对立的价值体系，这种对立，很大程度上源自一种文学化想象。

 

 

如果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作为核心词，纯学术、非官方、人文主义、通识教育、教授治校和非功利性等作为关键词，来寻找作为中国大学理念之参照的西方大学，可能有何种收获？

 

这样一种大学必定是外在于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独善其身的、提供审美空间的、创造价值而不创造价格的大学。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真有这样的大学，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大学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甚至不是任何人间的，而只是对大学的一种文学化想象。文学化的大学理念诉诸想象和语言，而现实的大学理念诉诸于历史与当前境遇，前者是用文学化想象僭越大学现实。

 

说到大学理念，学界言必称洪堡，可以先来看看洪堡时代的大学处境。陈洪捷在《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书中指出，洪堡改革实际成果微乎其微：“洪堡担任普鲁士内阁文化教育司负责人实际只有16个月……他去职后，其改革目标实际上已经被放弃。继任者舒克曼是一位官僚，与新人文主义观念格格不入，仅把大学看作国家的机构，一再试图减少大学的自主权；他在位长达20年之久。”实际上，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洪堡的新人文主义理想从未真正实现过。国家权力、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不断侵蚀大学，德国大学在这百余年中逐渐沦落为附属于国家的职业训练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方大学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日益被政府所重视，由此开始被卷入政治和市场的漩涡之中。时间推移到20世纪80年代，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普遍感受到了财政危机，强调绩效、市场和管理主义的教育改革席卷全球。“社会服务站”，这个45年前由科尔提出的概念，如今已经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征服而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的模型。

 

因此，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参照物，不是近代大学，也不是当代大学，那么，是中世纪大学吗？

 

在中世纪，大学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自治是一种“赤贫的自治”，直到15世纪，大学的名下依然一无所有，正是这种贫困赋予了大学以力量，它可以轻易就罢课，要不就自行遣散。至于学术自由，当时神学凌驾于其他所有学科之上，神学的绝对统治只有在以后康德哲学中才得以有效地处理，即区别开科学真理和道德真理。

 

可以初步推论，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的背后，可能是一个超越现实的臆想之物，它混合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想象，佐以纽曼、洪堡、弗兰克斯纳所勾勒的美好图景，很可能，还掺杂进了对1911年至1927年间中国大学的怀旧。奇怪的是，这种想象为何只注意到了中世纪大学的自治，却忽视了“中世纪的城镇与修道院的处境一样，像一个个孤岛，只不过是乡村奴役的汪洋大海中政治和社会自由的孤岛”。

 

进一步说，所谓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参照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语言幻觉，一种文学化想象，一种历史神话的后期追加。这类研究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将大学近千年的演变压缩到平面的叙述中，有一种把血肉的历史放置于抽象价值之下的乌托邦倾向。很多时候，有关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声讨，进入的只是自设的无物之阵，并没有触及大学实质。事实上，这类声讨往往误入意识形态、观念预设、个人好恶的歧途，看似满载而归，其实与现实擦肩而过，没有正面交锋。

 

 

学界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理念的效忠，已经或隐或显地成为大学理念研究的格式化套路。在相关叙事图景中，大学和政府、大学和市场往往被简化为相对立的价值体系，大学在现实世界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被演绎为一曲曲经典大学理念遭到毁灭的挽歌。一个鲜活的研究领域被格式化，研究的智识旨趣黯淡无光。

 

通观这类表述，不难发现，它想要捍卫的是在既成权力结构（政府、市场）中遭受压迫的客体，想要建立的是与既成权力斗争到底的激进主体。这种对立的思维看似真理在胸、旗帜在手，但恰恰遮蔽了大学、政府、市场之间存在的灰色地带以及多重可能性。事实上，各国的大学、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无不存在着一种隐秘而真实的同构关系；无不结成相互倚重的权力关系网络；也无不进行着一种拉锯式的权衡、试探、进退，由此明晰各自的底线和需求。

 

对一切有形的大学现实都不加以肯定，却对某种绝对精神，比如“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一往情深，大学被人为孤立和抽象，任何有悖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问题都被赋予了负面价值而予以否定。这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勾勒和指引，不如说是对现实的放逐和遮蔽。这种一元论的唯我独尊，是大学理念研究的无知与傲慢。以这种大学理念反观，现实中的任何一所大学都处于道义劣势。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表述也因此成为某种类似绝对命令的道德话语体系，无法证伪而又无往不利，唯一正确而又不知究竟为何物。

 

这类表述偶尔抒发，对于平衡大学内外部生态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大学理念的研究仅仅停留于怀旧和文学化想象的层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仅有违大学的历史，更无法承载当代大学的复杂性，无法应对大学与权力之间互相牵引而不是全然敌对的多重网络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的精神气质，已经成为了窒息自由研究的最高存在。作为一种在公共领域反对各种歧视的话语姿态，“政治正确”要求研究者在涉及种族和性别差异、环境生态、发达世界和第三世界差距，以及强势与弱势、多数与少数等议题上，永远恪守一条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即你要么保持缄默，要么就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如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也具备类似的能量，它能让人在思考之前作出判断，在研究之前选择阵营。

 

这类表述不断被复制，部分是民众不假思考的情绪化使然，部分是学人与社会现实完全脱节的后果，是民众激进主义以及研究者自感乏力的杂交产物。这种文学化想象看似立场明确，但往往避重就轻，表态多于探究，以至于用表态代替了艰苦细致的研究。

 

在大学理念这个研究领域，亟待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概念和命题。对于舶来的理念，我们首先得追问，这些理念来自何处？在原产地的境遇如何？与世界现行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究竟有无内在关联？与我们的历史存在何种关系？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它们的生存条件如何？没有这样的追问，大学理念只能是主观认定但却与现实脱节的纯粹观念，只能表明论者主观立场，却不会是大学存在的一部分。

 

 

大学作为一种现代的制度和机构（虽然它产生于中世纪），并不是纯粹建立在理念上的，它必然具有现代制度特征，服从特定制度的运作逻辑。当纽曼颂扬古老的牛津大学的理念时，新的牛津大学却正在诞生；在弗兰克斯纳宣称“现代大学”的精神时，他心目中的“现代大学”在1930年时却已经濒临死亡；洪堡所钟爱的理念在希特勒当政时被彻底摧毁，在1996年德国政府编给外国人看的《德国概况》的小册子中，编者就称洪堡的大学理念越来越不符合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

 

事实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之所以长盛不衰，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它相对国家而言的实用性。法国现代大学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源于拿破仑的观点——给予大学在各个专业领域一定的学术研究自由，将会有助于各专业知识的快速发展；德国大学的自治权力源自黑格尔哲学对国家的理解——允许学者在大学里对高深的学术性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由此可见，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理念的生命力，正源于它合乎国家的运作逻辑，它远非一个先验的、具有绝对正面价值的范畴，而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开放的经验范畴。

 

旧的学说已经深入人心，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如何超越旧说。大学理念的研究要从既定的格式中突围，一个可能的选择是走向大学的语境。如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所言，“大学尽管复制着同样的基本属性，……但是彼此之间的差异却是那么地大。有多少地方坐落着大学，几乎就有多少类型的大学”。中国的时空存在悠久，已经形成自己的问题体系和运行逻辑，研究自然要从中国的问题、线索和事实入手，注重语境中的微观、流变和勾连，消解绝对论和对应论。

 

大学理念的研究，需要把语境作为产出问题的机理，把再语境化作为深化认识的方式：在一个语境中真的科学的认识，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或语境中有可能被修正或扬弃，这就是再语境化的过程。换言之，语境可以作为构建大学理念研究的基点和生长点。在大学所处的语境中思考，将大学理念从人为的、已僵化板结的理念神话中释放出来，使之重新现实化，并成为一种流动变化的运作策略。

 

我们需要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采取一种隔离的智慧，淡化其救赎性与文学色彩，在批判性解构的同时，进行创造性的建构。而解构和建构的前提，都走向大学所处语境：直面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实，在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和文化事实之间进行对话，由此尝试参与新的大学理念的创造。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科学时报》 (2009-2-10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