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科学史家、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逝世于2008年12月27日，距今已有一年。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学生，特撰此文，以表追思之情。我想，他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育人，都表现出独特的风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先说老师的为人。老师的为人，我当然无力来作全面的评价，我这里只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我从1982年成为席先生的研究生，开始和老师相处，一直到老师2008年年底离我们而去，27年来，老师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坏话——包括那些在我面前诽谤我老师的人！对有些诽谤者，因为我实在听不下去，也曾当面驳斥过他们。但是，即使对这样的人，老师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的任何坏话。老师口不言人之过。他对一个人表示不满最厉害的措词，也只是说“某某人不像话”，这已经是他指责别人的最严厉的措词了。年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体会到要做到这一步是多么困难。随着我年纪渐长，我才知道，要做到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困难。比如说我就做不到。我觉得这是一种修养和宽广的心怀，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第二，关于老师的治学。记得我进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念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所里就为研究人员做了学术档案。这个学术档案就是把他们发表过的论文收集在一个卷宗里。当时，我把老师的、薄树人先生的、陈久金先生等等的档案都借到我自己宿舍里，全部读了一遍。看了一遍以后，老师的学术档案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是严谨。他的那些论文，都曾经是我学习的范本，都是非常严谨的。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答辩前交给老师过目，连掉了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会标出来。
第二是灵活。也许有的人会说，严谨和灵活不会有矛盾吗？其实它们一点也不矛盾。所谓灵活，是说他思想上灵活；所谓严谨，是说在操作层面上严谨。老师治学，我觉得他不是那种死做学问的类型，而是以一种大智若愚的、游刃有余的方式做学问。比方说，他关于甘德对木卫观测记录的考证，这篇文章非常精妙，但是同时，他甚至是带着某种趣味性，他让你觉得好像是带着某种游戏的性质，但同时，那也是一篇非常严谨的论文。
附带说一点，老师虽然是科学史界的泰斗人物，但是他一直不反对进行大众阅读文本的写作。当年我为了撰写老师的学术传记，曾经在老师家里，用好几个半天对老师进行访谈，他也跟我说起过他在大学写这些大众阅读文本的故事，而且他把那些文章都给我看过。老师说那会儿，他家里反对他学天文学，所以那段时间断绝了对他的供给，老师就用写这些文章挣来的稿费，完成了他的学业。所以，后来他在大众阅读文本方面的写作也一直持续着，有一些著名的科普文章是出自老师之手。
我想说的稍微多一点的，是老师的育人，他这方面，是我要长久学习的。
老师育人，第一是因材施教，他对不同的学生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让大家都感到如沐春风。比方说，老师对我采取的是“大撒把”的方法，因为我这个人可能学习尚属自觉，所以老师觉得不用管我那些事情，他就听任我自学。
我有一阵子发表学术论文挺勤的，我发表文章事先都没有请老师过目，他甚至都不知道，只是在刊物上看到我的文章了，他会给我打个电话，说我又看到你的什么什么文章了，“我觉得挺好的”。他就是这样鼓励学生的。这个政策，我觉得我受益特别的大。
但是老师并不是什么也不指点我，他在关键的地方指点，他知道我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我需要补的什么东西在哪。而且我如果想偷奸耍滑，他都知道。我在念硕士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偷奸耍滑之心，比如那个时候选择修课，我就想修古汉语，我的意思，是想借着修这个课就可以轻松拿学分，因为我的古汉语是过关的，结果老师就将古汉语划掉了，他说你再修这个干吗？他说你要学自己不懂的课程。
然后老师跟我说，某些书你要认真地看，但是他只是闲闲地跟我说起，说以前某院士跟我说过，他一生的学问就在几本书里得来。我一听，就问他：怎么可能只靠几本书得来呢？老师说，这些都是打基础的书。我当然就被他引导着问，我说天文学史方面，这样的书是什么呢？老师当然就说什么书什么书。他说了，我就赶紧到图书馆里找来，认真地读。我觉得他指点我读的书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老师的宽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刚才说过，有些文章我写了也不告诉老师，很多老师不喜欢这样的，他们要求学生写文章必须让自己看过，同意了，才能发表。但是席先生不这样。
我以前写过一篇和何兆武先生商榷的文章，我心里也没底，就拿给老师看，问老师的意见怎么样，他说你这篇文章还是不要发表了，里面有几个错误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没有错误，我就不服。回去以后，我钻研了一番，专门就这个问题又写了一篇文章。我把这篇文章又呈给席先生看了。过了几天，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那个文章，我已经推荐到《天文学报》去了。我听了非常吃惊，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给自己辩护的，我根本没打算把这篇文章投稿，但是席先生说，你这第二篇文章我觉得不错，我给你推荐到《天文学报》上去了，这个就成为我在《天文学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这件事情，我事后特别感动。我觉得老师允许我和他争论，而且在争论中，他觉得有片善可取，他就鼓励，这种宽广的胸怀，并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说到老师育人的事情，我心里头总是非常感动。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说“程门立雪”这种话了，但是我记得多年前老师家还在礼士胡同旧宅里的时候，我经常到他家里上课，每次都是他单独一个人和我对面上课，很多细节，回忆起来都很温暖。我经常在他家台阶上等他，有一次我去的太早了，老师还在睡午觉，我就在台阶上坐着看书，后来老师醒了，他在屋子里看见了我，就敲着玻璃窗说，“你来啦”，此情此景，回想起来就像是昨天的事情。
1999年，我到上海交通大学去筹建交大的科学史系，那个时候这是中国第一个这样的系，别的学校还没有，老师就担任了我们系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而且我们系成立的时候，老师亲自来了，参加我们的成立仪式。此后，他也不止一次到我们系来讲学。
虽然老师的学生不多，后来又把我给了叶叔华院士。其实老师对于把我给叶院士，事后曾经说过“我把江晓原放掉是一个错误”这样的话——这是他对别人说，别人学给我听的。所以老师晚年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常在他身边多尽一点孝道了。这在我当然是终身的遗憾。可以告慰老师的是，现在，席先生门下弟子还是比较兴旺的，比方说我的大弟子钮卫星教授，现在也是我们系的博导了，而他已经带了多个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就是说，老师已经有第四代的弟子了。他的二代、三代、四代……弟子，一直都会努力，把老师倡导的学问和事业做好。
（注：本文据作者在席泽宗院士追思会上的发言稿删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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