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裴钢坦言自己的投稿标准为：好文章优先选择《自然》、《科学》等杂志，一般的才会给国内杂志。“从观念上说，我国科学家并不愿与传统机制作对。面对‘开放获取’这个新概念，其本身带来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正是国内科技界最大的犹豫与担心！”
张晓林则认为，传统的正式出版体系，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种熟悉的评价与保护机制。传统机制背后更强大的思维定势，则来自“指挥棒”的作用：科研人员的研究文章是否在顶级刊物发表，刊物影响力又是几何？“无论从项目申请体系，还是评价机制导向来看，大家不愿意为了‘开放获取’而与传统出版商直接冲突。不争着在国外成熟刊物上发表论文，回头可能连项目经费都申请不下来！”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开放获取”的态度，仍有些暧昧：包括学者、科研人员在内的知识界和科技界内部动力不足，但与此同时，作为迅速崛起的科技大国，国际同行却等不及中国对“开放获取”继续观望。
2003年，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代表中国科学家在《开放获取柏林宣言》上签字，成为国际开放获取运动的先期缔约者。
今年7月29日，美国国会就联邦研究公共获取提案举行专门听证会。法案要求所有资助金额达1亿美元以上的联邦资助机构，实施与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相同的开放存储政策。会上，某家大型出版商代表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每年科研投入增长幅度，甚至已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如果只要求美国的科研成果开放获取，而中国不对自己的科研成果实行开放获取，那么中国就是占了美国的便宜。
最近几年，国际高能物理界正推进学术期刊开放出版计划——SCOAP3计划。目前，已有24个国家的150多个机构参加。我国作为高能物理研究六大国家之一，在相关期刊发表论文数也居前列，但尚未参加该计划。SCOAP3工作组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尽快参与，借此推动SCOAP3计划进入实施阶段。
“开放获取”最初是为了应对学术期刊大幅涨价，但它关涉的又不仅仅是科技文献的订购经费问题，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大众福利——既然多数国家的科技研究主要由公共资金支持，那么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理应有方便、及时获得公共资助研究所产生的科研成果的权利。
两周前，中科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发布上线。这是我国第一个开放获取期刊集成平台，目前收录103种期刊，约43.5万篇文章数据资源。
尽管“开放获取”的起因，是为了应对学术期刊大幅涨价。但在张晓林看来，“开放获取”背后的深意在于，它关乎公共利益。
“除了专业科技工作者外，普通大众同样是科学知识的受益者！”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家组组长、中科院原副院长胡启恒院士举例说，几年前我国购买某个国外著名期刊网络版使用权，面向全体国民开放。于是，西北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中学生，可在课程学习中通过该科学期刊主页，了解生命起源的种种新理论；一位中国东北的农民，在他刚上大学的孙子的帮助下，知道了水稻基因是怎么回事，并开始研究种植水稻带来多大收成……“遗憾的是，由于价格暴涨，我们无力再购买期刊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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