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 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83年获得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迄今仍是华人数学家中唯一的获奖者。1979年后,丘成桐把主要精力转向振兴祖国数学事业上,先后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所、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和清华大学数学中心,并亲自担任这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还为这些研究机构募集资金1.5亿元。他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著名的国际数学大师之一,被国际数学界公认为四分之一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他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国际顶尖数学杂志《微分几何杂志》主编,所获荣誉还有:瑞士皇家科学院的克雷福特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演讲人：丘成桐 时间：12月2日 地点：华南师范大学
从历史的变革讲起
要持续发展，提高生产力，就要朝高科技化的目标前进，否则中国只会永远为全世界的先进国家服务，从中拾取微小的利润。
今天讲的题目是梁任公从前讲过的题目。
梁启超，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中国20世纪初重要的启蒙学者。他和康有为发起的维新运动，虽然不尽正确，而且也以流血失败告终，但它却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去改变腐败的清政权。辛亥革命以后他在清华大学做教授，成为清华国学研究所四大导师之一。四大导师里还有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解放后，他一直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任教。
陈寅恪先生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耻辱的开端。广东同胞为国而战，多次击退入侵的英国军队。差不多有两百年，广东始终是国家开放的先驱。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特区是深圳。它得到广东省和香港的强力支持，由于南方同胞早已习惯了西方的思想，特区开放很快就成功了。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它的成就是举世公认、有目共睹的。向来轻视中国的欧美强国也开始对我们另眼相看。三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胼手胝足，辛勤工作，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这有赖于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以稳定作为休养生息的基础。现在，三十年来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我们的工业仍然以廉价劳工为主导，很明显这是没法再走下去的。要持续发展，提高生产力，就要朝高科技化的目标前进，否则中国只会永远为全世界的先进国家服务，从中拾取微小的利润。
科技VS基本科学
近年来，韩国的科技突飞猛进，听说韩国政府要成立五十个以基础科学为主的研究中心，每个中心每年投入的经费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高科技化是亚洲所有地区、国家都想做的事情。日本最早成功，跟着有所谓“四小龙”的兴起，即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这十多年来，由于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使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领头，变了“妈妈龙”，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如何把中国的高科技搞上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迫切问题。在座诸位都是国家的菁英，我想你们都关心这个问题。以下是个人的一些想法。
一个多月前，湖南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请我作了一个演讲。演讲后我参观了他们建立的大型计算器。去年，这部计算器通过了国际评估，两位Stanford、一位Berkeley的计算器教授和另一德国教授组成的专家小组宣布它是全世界最快速的计算器。百闻不如一见，交流以后，我感到很兴奋，这是中国独自完成的高科技产品的重要标志，我向参与这项计划的教授和工程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长沙时，我请教他们的院长，如何能让这批一流的教授和工程师聚在一起，苦干十年，完成这个举世瞩目的工程。他说他们学院的士气和学风都很好，年轻人待遇不错，以能够做出一流的工作为荣。安定的环境、对自己的信心和为国家、为学院争取荣誉的决心，的确是进行研究的推动力。
另外一个经验是在多月前，我受邀到了酒泉神舟火箭的发射基地，和清华大学几位教授参观神八登空的壮观场面，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宇宙飞船发射。看着祖国的火箭冲天而起时，内心感动不已。基地的领导说，整个宇宙飞船的建造、组装和发射等等工程，牵涉到八个部门的合作，每部门有一万多人。这是一个极大型的系统工程，其中不容许有任何错误。这次参观使我对中国工程师的组织能力极为钦佩，他们做事认真，值得全国人民学习。
从这两个由军队指挥的研究中心里，我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理解到基本科学的重要性，他们问了我一些基本的数学问题。近年来，韩国的科技突飞猛进，听说韩国政府要成立五十个以基础科学为主的研究中心，每个中心每年投入的经费为一千五百万美元。事实上，先进的欧美俄日等国家都有同样的理念，比韩国还要早。我希望中国也能认识到基本科学对科技兴国的重要性。
年轻人应因科技而崛起
崛起不是经济或军事的崛起，而是科技的崛起。现在中国科技的创新不如欧美，但在经济比较充裕和国家比较稳定的客观环境中，十年内将会见到重要的成果。
现在，我们来谈谈今天的主题。我认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在这几年内将有巨大的转变，这是年轻人做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宝贵时刻。我说的崛起不是经济或军事的崛起，而是科技的崛起。现在中国科技的创新不如欧美，但在经济比较充裕和国家比较稳定的客观环境中，十年内将会见到重要的成果。当然，这些进展将要靠年轻一代，同心协力来完成。科技创新的崛起，是经济崛起的基础。
我想，同学们都会惊讶：我们还是本科生，很多学问都没有学过，你凭什么说十年内我们会对科技有重要的贡献？那是因为你们太小看自己了。你们把基本科学学好，技术熟练后，很快就可以海阔天空地去闯、去创新了。回顾历史，大部分科学上的突破，都是在科学家三十岁以前完成的。
牛顿、爱因斯坦、克里克、沃森、费曼和杨振宁等人最重要的工作都是在他们年轻时做出来的。这些划时代的，甚至可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工作，虽然成于少时，但决不是凭空创造的。事实上，它们都是有迹可循，经过艰苦学习，多次失败，最后才成功的。
牛顿、爱因斯坦、克里克、沃森、费曼和杨振宁等人最重要的工作都是在他们年轻时做出来的。
找到正确的方向，做重要的问题。决定后便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记得我年纪与你们相仿时，懂得的东西实在不多。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数学博士也就不过寥寥几个，图书馆收藏的数学书也不见得比一般的书店多。我看的数学书，大部分是国内版，或托友人到台湾买来的盗版外文书，种类少得可怜。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做大数学家的念头。我看了所有能够看到的数学书，最重要的，是做了书中的所有习题。这并不是课堂上老师要求的事情，我努力去做，一方面是出于兴趣，一方面是知道要成为优秀的学者，必须将基础打好。四十年来我每天都在学习，但还是要承认，在中大学时打下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学习的过程，不可能是无往不利的，最重要的是找出自己的弱点。做习题正是找出自己弱点的门路。当然，听课、发问和与同学交流也非常重要。我在大学时的数学水平已远超同侪，但是和同学交流，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我给同学解释课题时，往往发现自己还未理解清楚的地方，由此温故知新，得益不少。即使到了今天，有时在给学生讲解的一瞬间，往往灵光一闪，找到新的想法，解决了一些难题。
做学问，尤其是有深度的学问，不是靠一时的冲动就可以完成的。我们听人讲故事、看电影，作者为了将气氛营造得更为动听，往往戏剧化地说某人灵机一动，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完成了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问，而且不倚靠任何其他人的想法。在Good Will Hunting这部电影中，描述一个在MIT的清洁工人，没有经过学习，却在一个夜晚，解决了一个有名的数学难题。我可以跟你们说，这些事情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我也不相信以后会有。
科学界研究的题目多如牛毛，但重要的只占少部分。其余大部分项目很快便可以做出成果，因此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论文发表。假如每篇文章都有创见的话，人类的科学成果将会远远超过今天了。话说回来，文明毕竟是累积的，科学的突破往住建基于众人思想的融汇。即使不太重要的发现，只要有新的意思，也是有价值的，这样就能发挥所谓集腋成裘的作用。至于有学问的大师，有更独特的创新贡献，承先启后，引领风骚，但是他们的工作毕竟还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要懂得做好学问，必须了解科学发展的过程。我经常鼓励学生去读名人传记，了解著名学者如何学习、克服挫折和开拓新的方向。我的专业虽是数学，但在阅读其他学科名家的成功经验时，也会深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