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钱学森的三条“准则”
虽然创口仍然隐隐作痛，2009年6月13日我踏上旅途，开始前往钱学森故乡杭州的采访……我一边采访，一边写作，很快进入了“角色”。
我与钱学森有过多次交往。1979年2月23日，钱学森出差来到上海，我应约到他所下榻的延安饭店。当时，我担任电影《向宇宙进军》的导演，拍摄的内容正是钱学森“管辖”的范围。钱学森一身军装。进屋之后，摘掉军帽，显出开阔光亮的前额。他微笑着与我握手，眼角皱起了鱼尾纹。一边谈话，我一边作详细的笔记。翌日，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出8000多字的记录，并交打字员打字，向电影厂领导汇报。我一直保存着那份打字稿。
此后，在拍摄电影期间，跟钱学森有了许多接触。《向宇宙进军》分三集，每集半小时，总共一个半小时。其中第三集是《载人航天》，经钱学森批准，我率摄制组来到当时绝密的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
后来我当选中国科协委员，钱学森是中国科协副主席，在开会时跟他也有所接触。
1980年6月17日，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失踪，我奉命从上海赶往乌鲁木齐。当我要求进入罗布泊时，却因那里是核基地而未能准行。我请新疆军区致电国防科委，得到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的批准，我终于得以进入罗布泊……
在我写作《钱学森画传》时，脑海中不时浮现钱学森的形象。
我确立了写作《钱学森画传》的三条“准则”：
一是钱学森本人很少谈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因此也就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关于他的讹传随之流传，其中不少是“真名人，假故事”。我在写作《钱学森画传》时不得不担负起“考证”史实的任务，期望本书能够清除这些虚构、胡编的污垢。
二是这本书以广大年轻读者为主要阅读对象，让“70后”、“80后”、“90后”们了解钱学森是怎么走过来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的共和国是怎么走过来的。
三是虽然“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涉及种种艰深的科学原理，这本书却力求用明白而流畅的语言使每一个读者都能读懂。我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平实可信的钱学森，坚持用事实说话。即使是对于钱学森的种种争议，也尽量用中肯、如实的文字向读者说清楚、道明白内中的来龙去脉，但不作“裁判”。
此外，书中没有“火箭之父”、“导弹之父”之类颂扬性的称谓，钱学森本人也不喜欢对他的不实赞美。“知识就是力量”和“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
钱学森的一生，如同一部中国的“两弹一星”发展史。这本书主要当然是写钱学森的生平，但是也写以钱学森为主“两弹一星”群体。正如钱学森本人再三强调的，“两弹一星”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我在着力刻画钱学森的形象的同时，也旁及“两弹一星”的统帅聂荣臻元帅、恳请钱学森“出山”的陈赓大将、钱学森的挚友郭永怀、钱学森手下三员“大将”——任新民、孙家栋和王永志……此外，还注意勾画与钱学森人生道路有着密切关联的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包括其父亲钱均夫、导师冯·卡门、夫人蒋英、堂弟钱学榘等。我还注意勾画美国海军次长丹·金波尔、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钱学森好友弗兰克·E·马勃各自的鲜明个性。这样的众星拱月式的表述方式，会有助于读者对于钱学森传奇人生的更深理解。
2009年9月2日，我来到北京，钱永刚前来宾馆看我，把数百张钱学森照片从手提电脑中当场拷贝到我的U盘里，这样解决了《钱学森画传》的“画”的问题。
《走近钱学森》受到广泛关注
我做事快手快脚。我启动《钱学森画传》的写作，实际上是在2009年6月，以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钱学森画传》。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兑现了对钱永刚的承诺。2009年10月13日我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签订《钱学森画传》出版合同，并把《钱学森画传》电子文本交给责任编辑刘佩英。
《钱学森画传》这书名，由于带一个“传”字，出版社以为要改一下。于是，一度改为《中国首席科学家——钱学森》，钱永刚以为“首席”两字会招来别的科学家的议论，不妥。我决定把书名改为《走近钱学森》，因为本书的主要读者定位为年轻人，这本书是让年轻读者“走近钱学森”。
2009年10月31日中午，我接到北京朋友电话，告知钱学森去世。我起初将信将疑，因为此前曾经几度传出钱学森去世的假消息，所以赶紧上网查找，看到新华社发的消息，相信了。马上致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韩社长。他们正在厦门出席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知道这一消息，表示立即抓紧出版《走近钱学森》。我赶写了《万众送别科学巨星》一节，记述钱学森的去世，补入《走近钱学森》。在钱学森去世不到一个月，2009年11月30日，42万字的《走近钱学森》就印出来了。
《走近钱学森》的出版，正好赶上钱学森去世这个关键点上，所以中央电视台在一频道的新闻联播以及四频道的中国新闻中都播出《走近钱学森》首发式的新闻，在当时造成很大的轰动效应。
不过，对于《走近钱学森》一书我并不满意。在《走近钱学森》的后记以及首发式上，我都表示将做更深入的采访，以写出一部更有分量的钱学森传记，即《钱学森全传》。
在北京进行密集性采访
钱永刚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直惦记着我所说的“一部有分量的钱学森传记”的写作。
2010年3月20日，刘佩英来我家，商谈《钱学森全传》出版事宜。她告知，出版社希望在钱学森去世一周年之际出版。考虑到总装备部在组织写一部“官方版”的《钱学森传》，我这本《钱学森全传》只得改名为《钱学森》。
虽然刘佩英没有明说，我猜测钱永刚最近会来上海，她是来打前站的。
果然，2010年3月25日傍晚，刘佩英驾车来接我和妻前往上海余庆路逸雅轩，钱永刚和张天蔚在那里等我。我送钱永刚及刘佩英各一册香港版《解密钱学森》。那个夜晚，谈定了《钱学森》的写作计划，初步决定5月上旬我去北京采访，还细谈了钱学森的“万斤亩”问题。
2010年4月27日，我刚刚从四川成都结束全国图书博览会的活动回到上海，便收到钱永刚的电子邮件，非常详细地开列了在北京需要做补充采访的名单以及联系方式。钱永刚做事，像他父亲那样认真、细致，看了那张采访名单，我一目了然。
2010年5月11日，我与妻从上海飞往北京，进行了密集性的采访。除了钱永刚开列的采访名单上的人物之外，我还补充采访了钱月华、柳鸣、任新民等多位与钱学森关系密切的人。使我特别感动的是，90岁的钱月华、91岁的李佩、93岁的李锐、95岁的任新民等众多耄耋之年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人士均接受了我的采访。
这次在北京采访，每日早出晚归，北至昌平，西至玉泉路，东至三里屯，南至广渠门。差不多我和妻每天总是最早进入自助餐厅吃早餐，然后像上班族一样出发，踏上一天的采访之路。中午在采访地点附近找个饭店吃饭，然后继续下午的行程。在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北京做这样密集性、大工作量的采访。对于已经进入“古稀”之年而且开了大刀的我来说，如此高负荷的采访则显得艰辛。我一边采访，一边笔记，用光一本厚厚的采访笔记本，又临时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每天晚上，我要整理笔记，把采访录音（为了防止意外，我用两台数码录音机同时录音）输入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每天晚上要与钱永刚通一次电话，告知采访情况，请教相关问题。另外，要与翌日的采访对象通话，落实采访地点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