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书完稿
我从北京采访所得的书刊、文件，放满了一个箱子。
在《钱学森》中，我不回避关于钱学森的种种所谓“敏感问题”。钱学森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回国之后正是中国政治运动的“多产岁月”。钱学森也不得不在“大鸣大放”中与秘书互贴大字报，在“四清”运动中在工厂车间里坐在小马扎上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在“文革”中写《关于空间技术名词统一问题》那样的纯粹科学技术文件时也不能不写上一段“最高指示”……离开了当年的政治环境，就很难理解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细节。
我写及钱学森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两难境地。他作为中国科学界的头面人物，一方面不能不在各种会议上对“反右派斗争”作应景式的表态，一方面又出自内心对于与他同龄、同样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导弹专家徐璋本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甚至多次帮助因徐璋本被捕而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徐璋本夫人。我也写及钱学森在“文革”中的迷茫。在那动乱的岁月，钱学森一方面要尽力排除“文革”对他所领导的“两弹一星”事业的严重干扰，一方面对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少将、卫星专家赵九章教授、导弹专家姚桐斌教授的非正常死亡表示深切的关注，尤其是对当年力劝他回国的资深的中共党员罗沛霖居然被打成“特嫌”而被捕难以置信……
《钱学森》终于如期完成。《钱学森》是在《走近钱学森》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这次修改了近百处，增加了许多内容，全书约70万多字。《钱学森》成为一本丰富、翔实的钱学森传记，我算是大体上满意了。
《钱学森》完成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就用我的电子文本打印出清样。跟《走近钱学森》一样，送交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审阅。
钱永刚极其细致的审阅
钱永刚曾经对我说：“从来没有一本书的校阅，让我花费了这样大的精力。”
不仅如此。从最初的策划，到采访人名单的确定，清样的校阅……直至首发式的策划，钱永刚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钱永刚做事认真而细致，继承了钱学森的“基因”。我看过钱学森手稿，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钱学森所写的数学公式如同印刷品。钱永刚也是这样，他在书的清样上做修改，总是用尺画出笔直的引线，在引线的另一头写上他的意见，字同样写得工工整整。
《走近钱学森》一书，就是经钱永刚全文审阅之后付印的。当时我第一次看见钱永刚修改之后的清样，佩服他虑事细如发丝。
《走近钱学森》一书的清样是在钱学森刚刚去世的日子里交到钱永刚手中的。作为钱学森的独子，钱永刚正在忙于接待川流不息的吊唁人流，正在忙于处理方方面面众多的事务，有几天他只睡两、三小时。在如此忙碌的时刻，他抽空审阅了《走近钱学森》一书的清样，每一处的修改都是用尺画出笔直的引线，一丝不苟，虽说随手画一根线要省事得多，他却仍然保持他严格的“钱氏风格”。
在《走近钱学森》一书出版之后，钱永刚又给我几度发来勘误表，写明页、行、误、正，清清楚楚。
到了2010年秋日《钱学森》一书准备出版时，钱永刚已经从冗忙之中走出，他两度对书稿进行极其细心的审阅：先是在用我的《钱学森》电子文本打印出来的长条清样上从头至尾改了一遍，后来又在插入图片之后的出版清样上认认真真改了一遍。
钱永刚曾经说：“这本书是我约叶先生写的，我一定负责到底，尽量在出版之前减少差错。”
可以说，《钱学森》一书能够达到现在这样的质量，钱永刚功不可没。
钱永刚之细致，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我在书中写“航天员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这原本无误，而他改为“航天英雄杨利伟、英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这“航天英雄”与“英雄航天员”不同的称谓，显得非常准确；
又如，上海交通大学是现在的名称，是从1959年分校（主体部分内迁至西安）之后才开始使用的。钱学森在1929年考入的是“国立交通大学”。可是由于说惯了上海交通大学，有时候书中会有“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之类句子，钱永刚马上在旁边画一笔直的引线，把“上海交通大学”改为“交通大学”。就连钱学森所写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中，也常写成“上海交大”，钱永刚也一一改为“交通大学”。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V-1导弹”、“V-2导弹”，许多书上都是这样写的。但是钱永刚说，当时的“V-1导弹”、“V-2导弹”没有全程制导系统，所以只能说是“V-1火箭”、“V-2火箭”。他把书稿中所有提及“V-1导弹”、“V-2导弹”的地方，都逐一改成“V-1火箭”、“V-2火箭”，前前后后多达几十处。本来，他只在清样上改动一处，再标明（下同）即可。可是钱永刚并没有那样做，他不厌其烦地把几十处都逐一标明，而每一处修改都用尺画上笔直的引线。
诸如这样的修改，不胜枚举。
钱永刚给予我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在史实的查证上。
比如，钱学森的母亲何年去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1935年钱学森去美国之后，有的说是1947年钱学森回国结婚前夕，还有的甚至说钱学森的母亲出席了1947年夏在上海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举行的钱学森与蒋英的婚礼。
起初，钱永刚对我说，他对钱家比较了解，对于他的奶奶章家的详细情况不甚清楚。他只知道父亲1935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奶奶已经过世。后来，他经过查证，告诉我他奶奶死于1935年夏。他的依据是查阅家中的资料，查到他奶奶在杭州的墓的照片，墓碑上刻着殁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即1935年夏。
再如，钱学森在美国是怎样寄出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钱学森是否曾经有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等等一系列史实的考证，都是得到钱永刚的帮助。
对敏感问题的反复斟酌
我注意到，钱学森也受到种种“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亩产万斤粮”和“人体特异功能”两个问题。事情原本并不复杂，但是经过反复“放大”和“加油添醋”之后，就变成了钱学森的两大“污点”。
我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向来主张不回避敏感问题。我又发现，钱学森从不就这两个问题做解释，这就更坚定我的想法。
就这两个问题，2009年4月12日钱永刚在来我家的时候，就一起进行了研究。当时钱永刚是主张写，不回避。他认为，先写出来，至于能否发表，什么时候发表，再议。
在《走近钱学森》中，我写了《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约4万字。我预料可能被删，所以把这一章列为附录，以便被删除时不会影响正文。不出所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通知我，附录《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全文删去。我深表遗憾。在《走近钱学森》面世之后，我本着实事求是、追根探源的精神，花费很多时间进行仔细探索，在《争议中的钱学森》的基础上，加强说理性，全文扩充至7万字，写成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
在查对、比较了钱学森关于“亩产万斤粮”的原文基础上，又走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终于厘清了“万斤亩”公案的来龙去脉，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尤其是查清了1957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以事实说明，钱学森并非“大跃进推手”，更非“造成饿死3000万人的元凶”。
至于“人体科学”，在我看来，那是一个争议中的科学问题。我记述了“人体科学”的争议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列举了“反对派领袖”于光远先生的种种质疑。科学向来是在争议中发展。“人体科学”谁是谁非，尚待时间做出结论。
钱永刚仔细看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2010年9月9日，我们一起进行讨论。他认为该章中关于“亩产万斤粮”的调查和记述，经过这次修改之后，写得好，有深度，又有极其重要的第一手采访，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当年编辑所说的情况。钱永刚建议对该章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力求写得逻辑性强又富有说服力，观点更鲜明些。钱永刚说，《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将为钱学森除掉背了50多年的黑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又建议该章经过修改之后，不作为附录，列入正文。
钱永刚向我提供了钱学森自己当年保存的所有关于“万斤亩”的文稿，使钱学森关于“万斤亩”的文稿增加至7篇。钱永刚还从家中带来非常珍贵的资料，即钱学森生前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所有文章的剪报，其中有几篇是我所没有见过的。剪报上有钱学森亲笔所写的编号以及发表年月日、报刊名称。钱永刚把复印件送给我，供我写作参考。
在与钱永刚详细交换意见之后，我对《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文从头至尾作了细细修改。
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于《钱学森》一书定位为正面宣传钱学森，不涉及钱学森有争议问题的考虑，与有关部门和钱永刚经过慎重研究，最终决定：《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不收入书中。对此，我表示理解。
无论如何，能在大病初愈的情况下完成《钱学森》一书这个大工程，我感到欣慰。现在，我可以投入新的写作计划了。作为作家，活一天就写作一天，为读者奉献一天，这就是我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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