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继续教育成为贩卖文凭的通道
“一些所谓的教学部，本质上就是专门从事招生的中介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说，他发现，如今部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中介开展合作，常见模式即为中介出钱、大学出资质建立教学点或教学部，但是日常运营由中介主要负责。
在周光礼看来，虽然法律允许此类中介存在，可不少教学部“踩着法规红线”行事，“如果不踩红线的话，他们很难赚到钱。”
笔者调查即发现，北京11所高校教学点以“空乘本专科”的名义招生，并承诺毕业推荐工作。但事实上，按照现行规定，空乘专业仅存在于高职高专目录，校方“先入学后考试”的做法也违反成人高考的录取流程。
周光礼说，这种格局的产生与利益驱动有关。现今，一些高校继续教育学院招生较困难，而中介机构拥有经营多年的生源、营销渠道，甚至与部分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保持联系。之于高校，这部分生源无疑是巨大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于中介，他们需要学校提供文凭。这种情形不仅在“空乘教学部”出现。
“为什么要‘先入学后考试’？因为学生交了钱，就不得不继续在那考试、上学。”周光礼认为，这是教学部之间抢生源的一种方法，“至于专业问题，对方的解释一定是‘某某专业是学校现有专业的一个方向’。”
担任高中毕业班班主任多年的江西教师刘珍华就遇到过类似中介。她回忆，在高中周边，这类成教、自考中介通常在高考前后出现。他们多宣称“不需高考成绩即可入学”，有的向学生发放宣传单，有的还私下向老师承诺事成之后给多少好处费。
“尤其是学习不太好的学生及其家长，听说这类信息，一着急，就很容易相信。”刘珍华说，她甚至遇见过，一些刚带毕业班的年轻教师主动利用上课时间向学生宣传此类院校，“这是年轻教师对高招骗局、学校性质并不了解，误以为这是一件好事。”
周光礼还发现，一些中介机构往往与多所院校保持合作关系。其中的“奥妙”在于，学生也许会对某个学校不满意，但中介若能提供多所高校备选，无疑能提高招生成功率，“反正到哪所高校，都能保证中介收入”。这很可能是学生在一家网站填写信息却接到多所高校来电的原因。
笔者注意到，教育部几乎每年发文规范高考招生工作，其中明确提及高校招生不得混淆成人高考、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区别。然而，部分中介机构打这类擦边球的现象屡禁不止。
“为什么总是继续教育被‘利用’？因为普通高等教育没多大空子可钻。”周光礼说，在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框架内，不经过全国统一高考的学生无法取得学籍，而高考录取通知书须由各省市招生办公室核发。“招生办是省教育厅下属的教育行政机构，核发属政府行为。最后，各省还要将录取结果报教育部备案。”
近日，教育部公布的《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还明确了普通本科院校、高职（专科）院校、独立学院、分校办学点等4类2482所高校具备招生资格。
相较之下，成人高考从报名、考试到录取没有那么严格。笔者以“报考咨询”为由，询问北京市多所正规成人高校，部分高校的答复也是：可以先来上课，通过成人高考后再交学费并注册学籍，费用每学年千余元。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诞生于“文革”结束之后。彼时，国家百废待兴，人才出现了断层。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成人高等教育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补充作用。
周光礼说，这项在历史上曾发挥积极意义的制度，由于现今高校数量的剧增、招生规模扩大，其存在的合理性正逐渐减少。一些省份的成人教育学校相继改制或并入普通高校，即能看出这种趋势。
“由于部分学校对继续教育的管理不严格，有人将其称为‘贩卖文凭的通道’。”熊丙奇说，“本来继续教育是有价值的，但是变成贩卖文凭的通道，大家就不相信了。如果不加以规范，成人高考和自考都会面临信任危机。”
周光礼表示，任何制度都存在路径依赖现象，高校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会从现有制度中获得好处，成为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面对部分继续教育的招生骗局，熊丙奇建议，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应要求高校公布招生性质等信息，避免不少机构利用家长的“不了解”来实施骗局。另一方面，国家应提供一定信息渠道，让家长有条件查证教学部资质，识破“空头承诺”。
周光礼还认为，既然一些教学点与继续教育学院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应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监管，但是目前对继续教育学院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按理说，如果发现继续教育学院违规委托教学点，或教学点发生违规，就应该对继续教育学院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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