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观看新闻报道中参加两会的代表有关大学教育的对话，颇觉得有趣。一位中科院院士的话被断章取义，变成了“现在研究生和以前中专生、大专生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院士此话是有个前提的，即“盲目扩招之后人家都不相信大专生和本科生，只相信研究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的结论（具体参见科学网3月9日转载的《新京报》报道）。但无论如何，她所说的当下大学生和研究生质量下降，却是真实的意思。
有趣的是现场两位担任大学副校长的代表的反应。他们中的一位辩解说：“大学毕业生整体素质肯定还是提高了的。”另一位则干脆声明：“优秀的人才总归就是那么一个比例，所以很难说现在的就差了。”
两位校长反击之无力，令人感叹。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在大学一片蓬勃发展的局面下，还有人出此危言。所谓发展的眼光，本身并没有错，但现在经常有人以此来为“不发展”辩护，从而让这类说法失去了合理性。那个所谓“比例说”，其实部分地同意了“水平下降”说，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在程度上，即现在的研究生的水平是等于过去的本科生，还是中专生、大专生。
很明显，两位校长基本没有超越线性进化的思维，这种思维是建立在“事物总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未来总是比现在好”的基础之上的。但问题在于，既然现在是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现在的好与坏就必然是暂时的，因而在主观上就不需要太过于重视，结果就是盲目地面向未来，以此替代原本不可或缺的对于“现在”的重视和反省。
当下中国大学一直都在自我宣传，其吆喝声大有火箭般穿深巷而出、直冲云霄的气势，但社会却不见得全认同，相关的批评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造成这种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巨大反差的原因何在？何以当下大学以及研究生总给人“水平下降”的印象呢？
先从社会期望说起。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职业性的，希望大学毕业生可以立即投入到职业或岗位中，即不经过任何培训就派上用场；另一个是社会的影响力，即仍然希望大学扮演文明推进器和引领者的角色。
前一个期望是配合着市场经济的，它要求大学从象牙塔转向职业培训中心，是以“实用”与否为标准。可一旦打破了象牙塔，大学就成了社会的普通一员，就很难成为引领者。她原有的文明推进器的功能，就必然转换成单向地以社会服务为主，也就是唯社会需求是瞻。这样下去，不仅学术自身的独立性不复存在，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的生存也成了问题，而且她只能被动地承受来自社会的各种有理或无理的要求。
可见，两个期望本身是有抵牾的，满足第一个期望会阻碍第二个期望的达成。而如果两个愿望都无法满足，当然只有被指责为“既无理论，又无动手能力”，“水平下降”也就是必然的结论。
但应该看到，在社会的两种期望之外，还有第三个期望，就是行政期望。这个期望的威力远超出社会的期望。行政期望总体上看也是想让大学朝好的方向发展，不过，这只是目标，并不是手段。因为不是所有手段都是为了达到目标的。比如大学的GDP追求，很大程度上是行政评价所造成的。重数量、规模和形式，轻质量、内涵和实绩，其所建构的繁荣景象，加之大学的自我表彰，都在加重社会期望的砝码。
如果大学确有底气，她是可以承受任何期望的，但如果大学的“虚”大于“实”，她就会对社会期望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特别敏感，自尊心也特别强。两位校长对院士批评出于本能地反驳，至少证明一些大学还处于“敏感”阶段。正因为“敏感”，所以连一个基本的事实也难以接受。
其实，大学及其学生“水平下降”是一个社会的综合判断，这个判断只是取了一个中间值，并不是说，大学没有精英和真才实学者，没有像样的科研成果。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知耻的前提是要有容忍不同意见的雅量，而容忍不同意见和善意的批评也是现代精神的体现。即便是这些意见和批评不全面、不客观，但感受却是真切的、愿望是好的，并且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心声。换个角度看，总是自我表彰也不符合传统的伦理，以中国人一向提倡的谦虚礼让，哪有总是说自家什么都好而心安理得的道理？
《中国科学报》 (2014-03-13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