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博士普普和王博的人生规划，因一项人才计划的调整而改变了。

身为科研“青椒”的他们，原本都奔着成为深圳市后备级人才，并将其作为在深展开科研乃至人生的重要支点。根据《深圳市人才认定标准（2015年）》，他们分别瞄准了后备级人才认定标准中的两条，近5年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的出站留（来）深博士后；博士后出站留（来）深从事科研工作满3年者。

如果顺利成为后备级人才，他们将拿到每年32万元、持续发放5年（总计160万元）的人才补贴。这笔钱，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扎根深圳，更安心地干事业。

然而2021年5月28日，深圳人社局发布通知，自2021年9月1日起，废止这项颁布于2015年的人才认定标准。

尽管其他硬件条件都够，仅是未能在截止线前满足工作时长要求，普普和王博都失去了获得160万元人才补贴的机会。

在人民网深圳市“领导留言板”，与普普、王博情况类似的不在少数。有一位网友自述，只因为比政策划线晚了20多天，他就与“后备级人才”认定擦肩而过。

从满怀希望到希望落空，普普和王博在人生一次重大抉择中经历了过山车。政策变动给他们的人生轨迹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这前后他们的心路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向《中国科学报》讲述了这段历程。

“我前脚贷款买了房，后脚人才政策叫停了”

讲述人：普普

2020年，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肆虐，这年夏天我从北京某高校博士毕业。留在北京，还是去其他地方闯一闯？我面临一道关键的人生选择题。

初到深圳，生活充满阳光

当时已经联系了北京Top2高校的一个知名团队。对方对我们组很了解，知道我们的研究和水平，并给我抛出了入站做博士后的橄榄枝。

天平是什么时候向深圳倾斜的呢？深圳以“孔雀计划”为代表的引才政策已经声名在外，这在全国都是非常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除此之外，我还想把研究从偏基础研究引向做一些有应用前景的研究上，我对自己的科研能力也有信心，觉得深圳会是我实现这点抱负的热土。

加上我是南方人，从深圳回家乡也更近。在北京和深圳之间，我的决定是后者。

我以博士后的身份入站深圳某研究机构。那时我对自己的科研有着较为清晰的规划，组里的老师和同学也很友善。呼吸着南方特有的湿热空气，初到深圳的我觉得到处充满着阳光。

好消息也接踵而至：尽管博士后的研究方向与原来方向有一定的跨度，但我仍然在进站半年后，拿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根据《深圳市人才认定标准（2015年）》规定，“近5年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的出站留（来）深博士后”，即符合后备级人才认定标准。这意味着，我只要在出站后继续留深，就能被认定为后备级人才。

这让我对未来的规划更加笃定。我心想，只要我把课题做好，同时做好日常工作，我就能安安心心留深，将科研进行到底了。

政策废止“一刀切”，打乱了所有节奏

2021年春，我们课题组随单位战略安排搬至光明区。想到自己以后就在深圳扎根了，抱着“早晚上车”的想法，我在光明区边上靠近东莞市的地方，贷款购置了自住房。

现在回看，当时还是太莽撞了——我前脚刚刚拿到房产证，后脚深圳市就官宣关于高层次人才的认定政策要取消了。

这个通知一出，意味着像我这样在2019年9月1日到2021年9月1日这2年间进站的博士，都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高层次人才的认定。

从下发通知，到正式停止高层次人才申报，深圳市只预留了3个月多一点的过渡期。3个月能干什么呢？博士后在站的时长，至少也要21个月。这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一下子打乱了和我有着类似规划的科研工作者的所有节奏。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废止通知下发这段时间，深圳市许多高校院所在招聘博士后的广告中，还写着类似“若在站期间能够拿到博士后基金，能够获得高层次人才认定”的字样。

去或留，我为什么纠结？

和许多人一样，我当时也去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馈，希望深圳市政府能够推出一个补充文件，即“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给这些来不及认定的年轻学者们一个追加认定的机会。

得到的反馈非常官方，大意就是“感谢支持、希望理解、敬请关注”。

我也关注了深圳市新的引才政策，总体感受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出站的博士，上不上、下不下：既不是应届毕业生，又因为已经拿过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后续只能申请更高一些的基金和项目才有机会，难度高了不止一点点。

换位思考，许多单位恐怕也不会再喜欢要我们了。

身处这样的尴尬境地，我身边有类似境遇的小伙伴们都很郁闷。事实上，与北京、上海、长三角相比，深圳的科研环境、医疗和教育都有差距，大家多少都是冲着高层次人才的安家补贴来的深圳。而现在以“重金”许诺把人笼络来，结果却不了了之。我们一个讨论群里，都在控诉“这样做太不尊重人”。

而今，即将出站的我马上要面对去留的问题。没有人才认定、没有住房补贴，只拿一份科研人员的工资，是否还要继续留深？

留，可以顺着这两年扎牢的基础继续原来的科研方向，但是深圳生活成本那么高，我是否能扛得住这份压力安心科研？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不留，我可能就要换环境、换方向，刚要开花结果的研究被迫中断，这个沉没成本太高了。

按照深圳下放到各高校院所的引才政策，“鹏城孔雀计划”（又称“新孔雀计划”）的门槛，首先要求得拿到该单位专设的特聘岗位，才能拿到后续的人才认定和补贴（对应等级的补贴额也下降至24万元/年，每期3年共计72万元）。而且，要想拿到，还要跟新引进的、存量的同类人才竞争。

我在站的合作导师希望我能留下，但并不能保证我能拿到特聘岗位——这不在导师的权力范围内。其实我导师人很nice，承诺留组的话，会给我足以应付生活的待遇，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啊！

所以，只有真正想留在深圳并长期发展的人，才会对这个政策比较纠结。因为如果当初只是纯粹为钱而来，那看到政策就退站走人，或者出站直接走了，不必有任何犹豫。正因为此，我现在有被辜负的感觉。

最后，跳出自己的身份，说几句关于深圳政策变化的感受吧。

深圳是国家先行示范区，高薪引才或许也是深圳先行先试的一个特权，试验也有一个窗口期或有效期。但这样一个重磅的政策却如此停止，真的经过认真、充分地考量吗？虽然这样一项福利性政策，终止它也并不违法，但违约者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

还有人说深圳现在“不缺人才了”，真的如此吗？我加入过一个博士后工作群，自从政策变化后，“只见故人去，不见新人来”。而且也听说，许多来深的新PI，想要招几名博后或科研助理，越来越难。

“我可能再也回不去高校做科研了”

讲述人：王博

2016年6月，我从长三角某“双一流”高校博士毕业后来深圳，专业方向是机械电子工程。

其实当时选择蛮多的。因为那时单身一人，去哪里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定。

肇始：一个“先去企业转转”的想法

快毕业时，我已经有几个offer在手了。有北京的科研院所，待遇不差，而且可以解决户口；也有知名外企，薪资水平高；还有深圳一家民办非企业性质研究院的博士后工作，说实话，这个offer给到的待遇是相对低一些的。

但我那时的想法是，身边的博士毕业后几乎都选择了去高校院所，或担任教职、或继续科研；我不想一辈子待在高校院所里，还是想先去外面见识一番，有点见识后再回来做科研。这样，一来能够看看市场上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二来日后带着问题回归高校，或许能在科研中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当笃定了这个想法后，去哪里的企业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深圳，这片在报道中充满活力的热土，我在心里对这座城市是有所冀望的。尤其是，了解到深圳对高层次人才的一些优待政策之后。

当时深圳的政策，是博士后出站后在深圳从事科研工作满3年，可以申请成为“后备级人才”。申请成功后，可获得奖励补贴标准为160万元。

我拿到的深圳offer，来自一家新型科研机构，它虽不是企业性质，但运营方式跟企业一致。而且它有博士后流动站。

这恰能满足我最初的想法。投递简历后，我从长江畔的科研强市，飞赴了热土深圳。

晚入站几个月，什么都变了

本来，如果顺利的话，我可以早点办理入站。但由于办理博士后入站手续并没有严格的时间要求，所以我入职后并未着急办理入站手续，导致入站时间比正常情况下晚了几个月，直到2016年12月才正式入站。

这晚入站的几个月，让我对深圳的一切寄望，偏离了轨道。

我刚入站做的是机器人方向，但所在单位的机器人项目一直无法实现盈利，后来整个机器人业务线被调整掉了。这个变动发生在我进站后不久，一些和我差不多方向的博士，选择了博士后退站或离职。但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后来随着单位的战略转型，转到了人工智能方向。

外人对这种转变可能感受不太大，但对于我们这种搞技术的来说，是需要不少勇气和决断的。需要从零开始，学习新领域的相关知识。

转到人工智能方向后，我很快适应并深入研究，一干就是两年多。2018年12月，我从这家单位博士后出站。随后入职深圳南山区一家知名的互联网类科技公司。

眼看着我在这家科技公司工作就要满三年，我没有等来高层次人才的认定，却接到了高层次人才认定文件被废止的消息。

刚开始传出“风声”，我们还有点不太信，后来越传越真，直至看到了正式发文通知。我认识另外3个和我情况差不多的博士，当时幻想着，如果按照来深圳交社保的时间，我们是够资格的，就特意在2021年9月1日之前提交了申请材料，期待政府部门会酌情考虑。但是结果就是不行，未通过的理由都是“博士后出站后留深工作不满3年”。

从2019年1月入职新公司到2021年9月1日深圳人才文件废止，我距离3年工作期满只差3个多月。但就是这3个月的时间，让我彻底与“后备级人才”失之交臂。

“我被套牢了”

2020年初，我咬着牙在深圳购置了人生的首套房。那时深圳房价刚开启一轮疯涨，我还算幸运，提前“上车”了。但每月约2万元的房贷，于我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

在企业虽说可能赚得比高校院所多一些，但稳定性是不能保障的。如果哪个产品市场表现不行，可能一下就裁掉整个部门。像我搞技术的，如果我参与的项目被裁撤，可能我就得换个新的技术方向，甚至从零开始。这种不确定性，在企业一直都有。

我还能再回到高校院所吗？我不确定，甚至觉得不可能了——至少短期内不会再考虑。房贷和养家的压力，让我没得选。在现在的企业，我也很难再发表论文、做出学术成果了，而这是通往高校院所的有力凭证。

为什么在企业难作出成果？一方面，在企业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强的前瞻性；另一方面，企业许多数据都涉及商业秘密，就算做出了成果，也很难公开发表出来。

也想过等赚了一些钱，经济上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再回高校做科研。但现在看有点遥远了。而且那时我年纪大了，有没有地方肯收留我，还不一定。

现在最强烈的感受，其实是“我被套牢了”——回不去高校院所做科研，还得乖乖留下来上班赚钱还房贷。这还不算，还得提心吊胆地担忧着别哪天被裁掉了。

我有时也会后悔，如果当初博士后入站没耽误那么久，没有耽误三个多月，可能结果会完全不同。但后悔没用，政策都已经发布了、执行了，还能怎么办？我只想说，政府部门之后再做这类调整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调研一下？这个政策影响的波及面还是很大的，未来想来深做博后的人也会重新考量。毕竟房价那么高、生活成本那么大，对人才有无奖励，差别是巨大的。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普普、王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