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结束后，我乘很小的DC3飞机飞到加尔各答。等了几个月的船位，于那年10月乘船经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于11月24日到达纽约。1946年初我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去芝加哥的主要原因是我想跟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1901—1954，见图6)写一篇实验方面的博士论文。
2001年是费米诞生100周年，在芝加哥和罗马都举办纪念他的学术会议。我在会议上宣读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3]：
图6 恩里科•费米(摄于1940年代)
恩里科•费米是二十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敬和崇拜者之一。他之所以受尊敬和崇拜，是因为他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方面的贡献，是因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为人类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也不哗众取宠，或巧语贬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除费米以外，另外一位重要的理论物理教授是特勒(EdwardTeller，1908—2003，见图7)，在物理与化学领域做过重要的工作，是天才型的物理学家。后来在1950年代，他发现了制造氢弹的方法，一跃而成世界名人。
图7 爱德华•特勒与我(摄于1982年)
我本来想跟费米做实验物理学的研究，可是那个时候他的实验室在阿贡(Argonne)，当时是保密的，我不能进入。所以费米推荐我先跟特勒做理论工作。
1946年上半年，我是特勒的研究生。记得他给我的第一个研究题目是关于Be与BeO的K灢电子湮没的几率问题。他建议我用Thomas-Fermi-Dirac与Wigner-Seitz的近似方法做计算。几个星期以后，我给他看我的计算结果，他很高兴地安排我做一个报告，那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做学术报告。记得那天在座十几个人中有好几位重量级人物，如费米、特勒、尤里(HaroldClaytonUrey)和迈耶夫妇(Mayer)等。报告以后大家的反应都非常好，特勒要我把此计算写成一篇文章。于是我花了一星期来做此工作，可是写来写去始终觉得不能完全掌握我的计算的可靠性，因为其中用了好几种不同的近似方法，所以写不下去了。特勒倒也不在意，给了我另外一个关于核物理的题目。
特勒当时有六七个研究生，我们每周一次或两次聚在一起和他讨论，也常常和他共进午餐。特勒的新见解非常之多，对于当时的核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宇宙射线问题等等都非常有兴趣。可是我渐渐发现，他的研究方法与我所喜欢的研究方法不一样。所以我虽然继续参加他的讨论会，可是开始自己找理论题目。
1946年秋天，费米介绍我去做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研究生，他是核试验物理学家，当时正在建造一台400千伏的Cockroft-Walton加速器。他的实验室里有五六个研究生，我就成为其中一员，虽然我仍然继续参加特勒的讨论会。
当时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非常有名的研究生，因为我在联大所学到的基本理论物理已达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标准，可是我的动手能力非常蹩脚。同学们很佩服我的理论知识，常常要我帮他们解决理论习题，可是大家一致笑我在实验室里笨手笨脚。“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 ”
1947年对我是一个不快活的一年。那时黄昆在英国做研究生，我给他的信中就曾用“Disillusioned”(幻想破灭)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虽然努力，可是没有做实验的天分，而理论方面呢，几个自己找的题目都没有成果。
